9.5吨的巨石见证大唐盛世，如今被密藏在日本皇宫，已经一百多年

唐鸿胪井碑，一块重达9.5吨的驼形刻石，曾静静伫立在旅顺海岸，以二十九字铭文镌刻着中央王朝对东北的管辖印记，如今却被幽禁于日本皇宫，成为中华民族近代文脉遭劫的缩影。

公元713年，唐玄宗派遣鸿胪卿崔忻为特使，跋涉数千里前往东北，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将这片广袤土地正式纳入唐朝版图。

次年返程途中，崔忻行至旅顺黄金山，为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凿井两口，在井旁巨石上刻下铭文：“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寥寥二十九字，成为唐朝对辽东半岛实施有效管辖的铁证，这方刻石也因此得名“唐鸿胪井碑”。

此后千年，石碑历经风雨侵蚀，见证王朝更迭，明清时期的文人官员纷纷在此题刻凭吊，让它成为跨越时空的文明载体。1896年，深知其价值的前登莱青兵备道刘含芳，专程在刻石之上修建四柱方亭，既为保护文物免受风化，也在碑侧添刻五行小字记录始末，为这方“主权石”再添一层守护。

然而，近代中国的山河破碎，让这方千年古碑难逃劫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沦为列强厮杀的战场，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无力捍卫主权，只得屈辱地宣布“局外中立”。1905年，日军击败俄军，占领旅顺后，并未止步于军事征服，而是启动了早已谋划的文物掠夺。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宫中顾问九鬼隆一就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将掠夺中国文物视为“学术要务”，为日后的文化劫掠披上了伪善外衣。

当年7月14日，受日本海军秘密委托，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登上黄金山，在杂草丛生的海岸边见到了这方唐碑。他仔细辨识铭文，随即断定其“于史有益”的极高价值，连夜向日本海军当局提交长篇报告，明确建议将其纳入掠夺清单。1907年，内藤湖南在公开演讲中特意披露“旅顺发现唐使事迹刻石”，进一步推动日方将其掠走的计划。

1908年4月，掠夺行动正式启动。旅顺镇守府司令富冈定恭中将亲自督办，日军士兵带着工具来到黄金山，无视刘含芳修建的护碑亭，强行将其拆解。巨大的刻石重达9.5吨，日军动用多组人力与机械，才将这块“形似驼峰”的巨石缓缓移出原址，装上专门调配的运输船只。整个过程中，碑亭的立柱被暴力切割，留下深深的断痕，成为掠夺者暴行的无声见证。

4月30日，装载着唐鸿胪井碑与残破碑亭的“战利杂船”，从旅顺港起航，经横须贺、佐世保等港口转运，最终抵达日本东京。日本海军省在《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战利品寄赠书类》中明确记载：“唐碑亭送至宫中，原位于旅顺黄金山麓”，公然将这一非法掠夺的文物标注为“战利品”，赠予日本天皇。

为了掩盖掠夺真相，1911年11月，富冈定恭又在黄金山原碑遗址上，立下一块“鸿胪井之遗迹”碑。碑文刻意只提及“唐开元二年鸿胪卿崔忻凿井刻石”的历史，对日军劫掠行径只字未提，妄图以这种方式抹去侵略痕迹。

而被掠至日本的唐鸿胪井碑，最终被安置在皇宫建安府，与其他日俄战争“战利品”一同被秘藏起来，长期不对外展示。1923年日本印制的《宫城写真帖》中，曾留下它在建安府侧面的影像，亭柱上的断裂痕迹清晰可见，诉说着那段被强制迁徙的苦难。

二战结束后，尽管驻日盟军曾对日本的战争掠夺文物进行清查，但唐鸿胪井碑却被日方单方面扭曲界定为“国有”，逃脱了返还程序。

百余年来，这方承载着中华民族大一统记忆的古碑，始终未能踏上归途。从2014年中国民间首次正式向日本皇室追讨，到2024年日本有识之士集会呼吁返还，让唐碑回家的努力没有停。

2026年1月16日，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以完整证据链再次严正要求日本返还唐鸿胪井碑及碑亭，编委会还与日本文化机构代表共同发表宣言，明确呼吁日方尊重历史、遵循国际共识、尽快返还，向日本政府正式施压。

唐鸿胪井碑的流失，从来不是一块石头的迁徙，而是近代中国被侵略、被掠夺的历史见证。它以二十九字铭文印证着盛唐的主权荣光，又以百年流亡经历警示着民族的屈辱过往。如今，黄金山的海风依旧吹拂，而远在日本皇宫的古碑，仍在等待着回家的那一天，我们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