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我买了一箱茅台，忘了喝，二十年后打开，里面竟是黄金

92年，我28岁，在红星齿轮厂当个技术员。

说是技术员，其实就是个高级钳工，手里那把锉刀，比我老婆的手都熟。

那年头，风气活了。

街上到处都是“倒爷”，今天倒钢材，明天倒批文，裤兜里揣个BP机，腰里别个大哥大，感觉全中国的钱都等着他们去捡。

我们厂，半死不活。

工资是发，但也就够个温饱。

分的那套一室一厅，住了快三年，墙皮都开始掉渣了。

我老婆，肖梅，在纺织厂上班，比我们厂还惨，据说已经好几个月只发基本生活费了。

她天天在我耳边念叨，说你看人家谁谁谁，下海了，在深圳发了大财。你看隔壁老王，停薪留职，去南方倒腾服装，都买上桑塔纳了。

她每说一句，我就感觉心口被锥子扎一下。

男人嘛，谁不想出人头地，谁不想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

可我能干啥？

除了摆弄那一堆冰冷的铁疙瘩，我啥也不会。

我胆子小，没本钱，放不下这“铁饭碗”。

虽然这碗里没几粒米，但好歹是个碗。

那天，车间里的老师傅，刘工，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

“小陈，想不想搞点好东西？”

刘工快退休了，厂里人头熟，路子野。

我问，啥好东西？

他压低声音：“内部渠道的茅台，飞天的，92年的，一整箱。”

我心头一跳。

茅台啊。

那年头，这玩意儿就是硬通货。别说喝了，你拎着两瓶去求人办事，比揣一沓“大团结”都好使。

“多少钱？”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

刘工伸出三根手指。

“三百？”

他摇摇头，又把三根手指翻了一下。

“六百？”

“六百一瓶。一箱十二瓶，总共七千二。”

七千二！

我倒吸一口凉气。

那是我跟肖梅结婚以来，不吃不喝攒下的所有家当。

本来是准备等孩子出生，或者厂里集资建房的时候，拿出来搏一把的。

我犹豫了。

刘工拍拍我的肩膀：“小陈，这你就不懂了。这酒，现在是这个价，过两年，你看看翻多少倍。再说了，你放在家里，关键时候，拿出来送礼，什么门路打不通？”

他最后一句话，说到了我心坎里。

是啊，我为什么混得这么差？不就是因为没门路，没靠山，不会“来事儿”吗？

也许，这就是个机会。

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脑子一热，咬了咬牙：“要了！”

钱是偷偷从存折里取的。

我没敢告诉肖梅。

我知道，她要是知道了，非得跟我拼命不可。

第二天，刘工用一辆破三轮，把那箱酒拉到了我家楼下。

箱子是常见的黄色瓦楞纸箱，上面用红色的大字印着“贵州茅台酒”，还有一个飞天的仙女标志。

封口用宽大的透明胶带封得严严实实，上面还盖着红色的“检验合格”的章。

我摸了摸，感觉沉甸甸的。

这里面装的不是酒，是我的未来，我的希望。

我连拖带拽，好不容易把箱子弄上五楼。

刚进门，就撞见肖梅下班回来。

她看着地上那个巨大的箱子，愣住了。

“这是什么？”

我支支吾吾：“没……没什么，朋友放我这儿的。”

肖梅是谁啊，我肚子里的蛔虫。我眼珠子一转她就知道我想干嘛。

她走过去，一脚踢在箱子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朋友？哪个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么有钱的朋友？”

她死死盯着我：“陈涛，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把家里的钱动了？”

我看着她那张因愤怒而涨红的脸，心虚到了极点。

“没……没有的事。”

“没有？”她冷笑一声，转身就冲进卧室，从床垫底下翻出那个我们藏存折的铁盒子。

打开一看，空空如也。

肖梅的身体晃了一下，扶着床沿才站稳。

她慢慢转过身，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

“陈涛，你行啊你！七千多块钱，你跟我商量过一声吗？你就全花了？”

我硬着头皮：“我……我这是为了咱们家好。这是投资！”

“投资？你投了个什么资？就这箱破酒？”她冲过去，又狠狠踢了一脚，“你是不是疯了？孩子马上要出生了，到处都要用钱！厂里效益不好，我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你拿这救命钱去买酒？你脑子被门挤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变成了尖叫。

邻居都探头探脑地往我们家看。

我脸上火辣辣的，又羞又恼。

“你懂个屁！”我也吼了起来，“这是茅台！硬通货！你知道这玩意儿多难搞吗？以后能办多大的事吗？”

“我不知道它能办多大的事！我只知道我们下个月的房租没钱交了！我只知道我怀孕了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你倒好，七千块钱眼睛都不眨一下！”

她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看着她哭，我心里那点理直气壮，瞬间就泄了气。

我走过去，想抱抱她。

她一把推开我，指着那箱酒：“你今天，要么把它给我退了，要么，咱们就离婚！”

“退？”我苦笑，“怎么退？这是从特殊渠道搞出来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人家认账吗？”

“我不管！我今天就要看到钱！否则这日子没法过了！”

那天晚上，我们吵得天翻地覆。

这是我们结婚以来，吵得最凶的一次。

最后，肖梅哭累了，把自己锁在卧室里，不出来。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破沙发上，对着那箱茅台，抽了一晚上的烟。

烟雾缭绕中，那箱茅台仿佛一个巨大的嘲讽，无声地宣告着我的愚蠢和失败。

第二天，肖梅没跟我说一句话，顶着两个红肿的核桃眼就去上班了。

我心里堵得慌。

看着那箱酒，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都是你！都是你害的！

我一冲动，扛起箱子，就把它塞进了阳台那个堆杂物的壁橱最深处。

壁橱里堆满了过冬的旧棉被，还有我爸妈留下的一些老物件，又黑又潮。

我把它推到最里面，又用一床破棉絮盖上，眼不见心不烦。

我想，等过段时间，肖梅气消了，或者等我真的需要用它送礼了，再拿出来。

谁知道。

这一放，就是二十年。

那箱酒，就像一颗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种子，再也没有破土而出的机会。

92年的那场大吵之后，我和肖梅冷战了半个多月。

最后还是我先服了软。

没办法，她肚子里还揣着我的种。

我跟她道歉，写保证书，发誓以后家里的钱都归她管，我再也不自作主张。

她看我那怂样，估计也觉得好笑，哼了一声，算是原谅我了。

但那箱酒，成了一个禁忌。

我们俩，谁也没再提过。

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第二年春天，我儿子出生了，取名陈磊。

孩子的出生，像一道光，照进了我们死水一般的生活。

但也像一个无底洞，瞬间就把我们那点微薄的收入吞噬得一干二净。

奶粉，尿布，看病，哪样不要钱？

我跟肖梅，两个人像上了发条的陀螺，一天到晚不停地转。

我下了班，就去街上摆地摊，卖点袜子、手套之类的小东西。

肖梅一边带孩子，一边接点毛活回来织。

那几年，是真的苦。

最难的时候，我一个星期，兜里掏不出一块钱整的。

买菜都得跟人赊账。

有好几次，我饿得头晕眼花，看着阳台那个壁橱，心里就冒出一个念头：要不，把那酒拿出来，卖一瓶？

一瓶也能换好几百呢。

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我掐灭了。

我不敢。

我怕肖梅再跟我闹。

更重要的是，那是我心里最后一点念想，最后的“翻本”的希望。

我总觉得，只要它还在，我的生活就还有转机。

卖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98年，厂里改革，搞下岗分流。

我在第一批名单上。

那天，我拿着那张薄薄的“下岗通知书”，在厂门口站了很久。

天阴沉沉的，像我当时的心情。

我感觉我的天，塌了。

回家怎么跟肖梅交代？

以后这一家子，怎么活？

我没敢直接回家，一个人跑到护城河边，坐了一下午。

河水脏兮兮的，漂着垃圾，就像我当时的人生。

晚上，我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

肖梅没骂我。

她看着我，轻轻说了一句：“没事，天塌不下来。以后，我养你。”

我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当着她的面，哭得像个孩子。

从那天起，我彻底成了一个“社会闲散人员”。

我开过黑车，被运管抓过。

我去建筑队搬过砖，差点从脚手架上掉下来。

我也跟着老乡去南方倒腾过电子表，结果被人骗得血本无g。

那几年，我把这辈子没吃过的苦，都吃了一遍。

人也迅速地苍老下去。

镜子里那个人，两鬓斑白，满脸风霜，眼神里全是疲惫和麻木。

我都不敢认，那是我自己。

肖梅比我还苦。

她白天在超市当收银员，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

晚上回来，还要给我做饭，给儿子辅导功课。

我们俩，就像两头被生活压弯了腰的牛，默默地，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

2005年，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我一个远房亲戚，开了个小装修公司，让我过去当个项目监工。

总算是有了份安稳的工作。

那年，我们用攒了十几年的钱，加上跟亲戚朋友借的，在城郊买了一套二手房。

两室一厅，虽然旧了点，但总算是我们自己的家了。

搬家那天，我们请了辆小货车。

大大小小的东西，装了满满一车。

在清理阳台那个壁橱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被旧棉被盖着的纸箱。

上面落满了灰，边角都有些破损了。

我愣了一下。

二十多年了，我都快忘了它的存在。

搬家公司的工人问：“师傅，这箱子还要吗？看着像垃圾。”

我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要，要。这是……老物件。”

我没让工人碰。

我亲自把它抱下了楼，放到了货车的角落里。

肖梅看到了，皱了皱眉，但什么也没说。

到了新家，我又把它塞进了储藏室的最里面。

用一些不常用的杂物挡着。

生活，就在这种不咸不淡的日子里，一天天过去。

儿子陈磊，是我们全部的希望。

这小子，争气。

从小学习就好，没让我们操过什么心。

2009年，他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跟肖梅，一晚上没睡着。

我们俩躺在床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觉得这二十多年的苦，都值了。

儿子去北京上学，家里一下子就空了。

我跟肖梅，也正式进入了中老年生活。

日子过得波澜不惊。

每天就是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看电视。

偶尔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两句，然后又迅速和好。

我们俩，早就被生活磨合成了一个人。

谁也离不开谁。

2012年，冬天。

儿子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

他还谈了个女朋友，是北京本地的姑娘。

两人感情很好，准备结婚了。

亲家那边提出，结婚可以，但必须在北京有套房。

哪怕是小户型，哪怕是付个首付也行。

这个要求，不过分。

哪个当爹妈的，愿意自己女儿跟着一个没房的男人，租一辈子房子？

但这对我们家来说，就是天塌下来的事。

北京的房价，那年就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

别说首付，我们连个厕所都买不起。

我跟肖梅，把家里所有的存折都拿出来，翻了个底朝天。

东拼西凑，也就十来万。

离首付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可怕。

我跟肖梅，相对无言，一坐就是半天。

我到处打电话，跟亲戚朋友借钱。

但现在这社会，谁家不难？

能借个三千五千的，都是天大的人情了。

我愁得，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那天，肖梅突然说：“要不，把这套房子卖了吧。我们回老家租个小房子住。”

我心里一酸。

这套房子，是她这辈子的心血。

为了它，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我说：“不行。这是你的家。”

“什么我的家，是我们俩的家。”她看着我，“只要儿子能好，我们住哪儿都一样。”

我看着她，眼眶红了。

我陈涛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个女人。

也是最有幸的，就是娶了她。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卖房子？我们住哪？

不卖房子？儿子的婚事就得黄。

我这个当爹的，太没用了。

我翻来覆去，心里烦躁得像有一万只蚂蚁在爬。

我爬起来，想去储藏室找瓶二锅头喝。

打开储藏室的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我打开灯，在杂物堆里翻找着。

然后，我的手，碰到了一个硬硬的，方方正正的东西。

是那个纸箱。

那个装了二十年茅台的纸箱。

一个疯狂的念头，突然从我脑海里冒了出来。

92年的茅台，现在值多少钱？

我听说，这几年，老酒的价格，炒得比黄金还高。

要是……要是这箱酒能卖个好价钱，儿子的首付，不就有了吗？

我的心，开始“怦怦”狂跳。

我像个贼一样，把上面的杂物，一件一件，小心翼翼地挪开。

终于，那个印着“贵州茅台酒”的纸箱，完整地暴露在我面前。

它比我记忆中更破旧了。

上面的字迹都有些模糊。

封口的胶带已经发黄，变脆。

我咽了口唾沫，感觉自己的手都在抖。

我把它拖了出来。

好沉。

比我想象中要沉得多。

我把它拖到客厅。

肖梅被声音惊醒了，披着衣服走了出来。

“大半夜的，你不睡觉，在干嘛呢？”

当她看到地上的箱子时，她也愣住了。

“这……这不是那箱酒吗？”

“嗯。”我点点头，声音有些沙哑，“我想……我想打开看看。”

肖梅的表情很复杂。

有惊讶，有好奇，也有一丝……怨怼。

毕竟，这东西，是我们俩心里的一根刺。

“二十年了，里面的酒，还能喝吗？”她问。

“不知道。”我说，“听人说，酒是陈的香。”

我找来一把剪刀，准备开箱。

我的手抖得厉害，半天对不准那胶带。

“我来吧。”

肖梅从我手里拿过剪刀。

她的手很稳。

“刺啦——”

一声脆响，那条封了二十年的胶带，被划开了。

我跟肖梅，对视了一眼。

我们俩的呼吸，都有些急促。

我把箱子的盖子，慢慢掀开。

箱子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用稻草隔开的一瓶瓶白瓷瓶。

而是一堆黄色的，泡沫一样的东西。

把整个箱子塞得满满当当。

“这是什么？”肖梅也凑了过来。

“好像是……是防震的泡沫。”

我伸手，从箱子里，扒拉开那些泡沫。

泡沫下面，露出了一个东西的轮廓。

那东西，用一层油纸包着。

长方形的。

不是酒瓶的形状。

我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回事？

难道……难道当年刘工骗了我？

这里面装的根本不是酒？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我颤抖着手，把那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拿了出来。

很重。

非常重。

至少有四五斤。

我把油纸，一层一层地剥开。

当最后一层油-纸被剥开时，一道金色的光芒，瞬间闪了我的眼睛。

我跟肖梅，都“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那……那是一块金砖！

一块货真价实的，黄澄澄的，金砖！

上面还刻着一些数字和字母，看不太清。

我们俩，都傻了。

大脑一片空白。

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能听到我们俩“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过了足足有五分钟，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这……这是……金子？”

我的声音，听起来像在梦游。

肖梅没有回答。

她伸出颤抖的手，轻轻地，摸了一下那块金砖。

然后，猛地缩了回来。

像是被烫到了一样。

“是……是真的。”她喃喃地说，“凉的，硬的。”

我把金砖拿到手里，沉甸甸的感觉，是那么的真实。

我使劲咬了一口。

上面留下了一排清晰的牙印。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金子。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那个被遗忘了二十年的茅台箱子里，装的竟然是这个！

我把手伸进箱子，继续往里掏。

一块。

两块。

三块。

……

一共十二块。

整整十二块金砖。

每一块，都跟第一块差不多大小。

它们整整齐齐地码在箱子里，像十二个沉睡的婴儿。

我和肖梅，把这十二块金砖，在客厅的地板上，摆成一排。

打开了家里所有的灯。

那金色的光芒，把我们俩的脸，都映成了金色。

我们俩，就像两个傻子，坐在地板上，看着这些金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这……这是发财了？

我们就这么，发财了？

“老陈，我们……我们不是在做梦吧？”肖梅掐了自己大腿一下，疼得“嘶”了一声。

“不是梦，不是梦！”我激动地语无伦次，“是真的！我们发财了！我们有钱了！儿子的首付，有了！”

我们俩，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这二十年的委屈，心酸，苦累，在这一刻，全都化作了眼泪，喷涌而出。

但是，狂喜过后，巨大的恐惧，像潮水一样，瞬间淹没了我。

这金子，是哪儿来的？

我买的，明明是茅台酒。

怎么会变成金砖？

难道是……是刘工？

他当年，是不是就知道这里面是金子？

他为什么要卖给我？

他是不是在利用我，给他藏东西？

一个个问题，像子弹一样，射进我的脑子。

我的后背，瞬间就被冷汗浸湿了。

“不行！”我猛地站起来，“这东西，来路不明，是个祸害！”

肖梅也反应过来了，她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那……那怎么办？”

“报警？”

“不行！”我立刻否定，“报什么警？我们怎么解释这金子的来历？说是买茅台送的？谁信？万一这是赃物，我们就是销赃！是要坐牢的！”

肖...梅吓得嘴唇都白了。

“那……那把它扔了？”

“扔了？”我看着那一地金灿灿的宝贝，心疼得像刀割一样，“这得值多少钱啊！”

我们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

那十二块金砖，就像十二个烫手的山芋，把我们俩折磨得快要疯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一夜没睡。

我们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把门反锁了三道。

然后，就坐在客厅里，守着那堆金子，发呆。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得找到刘工。必须找到他，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唯一的办法。

但是，二十年过去了。

红星齿轮厂，早就倒闭了。

当年的那些老同事，也都天各一方，断了联系。

我去哪儿找他？

第二天，我请了假，开始了我大海捞针一般的寻找。

我先去了厂里的旧址。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高档住宅区。

当年的车间，办公楼，单身宿舍，全都没了。

一点痕셔迹都找不到。

我又去了街道办，想查查当年的职工档案。

人家告诉我，厂子都倒了快十五年了，档案早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城市里转了两天，一无所获。

我甚至去了刘工当年住过的老房子。

那里也拆迁了。

邻居们都搬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

希望，一点点变得渺茫。

而家里的那十二块金砖，就像十二颗定时炸弹。

我和肖梅，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们不敢开灯，不敢大声说话。

一听到楼道里有脚步声，就吓得心惊肉跳。

我们把金砖用旧报纸包好，藏在床底下。

但晚上睡觉，总觉得床底下有东西在发光。

我们俩，都瘦了一大圈，眼窝深陷，像是两个被鬼抽了魂的木偶。

我开始后悔。

我甚至希望，那天晚上，我没有打开那个箱子。

如果里面装的是茅台，哪怕已经过期了，不能喝了。

我们最多是失望，是惋惜。

但绝不会像现在这样，被恐惧和贪婪，日夜煎熬。

又过了几天，我几乎要放弃了。

那天，我坐在马路边，抽着闷烟。

一个收废品的老头，骑着三轮车，从我面前经过。

车上挂着一个破旧的收音机，正在放单田芳的评书。

“……要说这天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

墙！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我们厂，当年有个外号叫“消息墙”的人。

这人姓王，叫王宝顺，在厂里管档案。

厂里大大小小，鸡毛蒜皮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

谁家夫妻吵架了，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谁跟哪个领导关系好……他都一清二楚。

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可能知道刘工的下落。

那一定就是他！

我一下子从马路牙子上跳了起来，激动得浑身发抖。

我记得，王宝顺的老婆，当年跟肖梅是一个车间的。

关系还不错。

我立刻冲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肖梅。

肖梅也激动起来。

她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个落满灰尘的通讯录。

那是她当年在纺织厂时，小姐妹们互相留的。

我们在上面，一个一个地找。

终于，在最后一页，找到了一个叫“王娟”的名字。

后面跟着一串，已经有点模糊的电话号码。

我颤抖着手，按下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

“喂，你找谁？”

是一个苍老的女人的声音。

“请……请问，您是王娟阿姨吗？”

“我是。你是哪位？”

“我……我是肖梅的爱人，陈涛。您还记得肖梅吗？当年在纺-织一厂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肖梅……哦，想起来了。那个眼睛大大的，很爱笑的小姑娘。我们都叫她‘小梅子’。怎么了？找我有事？”

“阿姨，我想跟您打听个人。王宝顺，王师傅，是您爱人吧？”

“是啊。你找他？”

“对对对！王师傅在家吗？”

“他不在。出去遛弯了。”

“那……那您知道，我们厂以前有个叫刘工的吗？叫刘建国。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这一次，沉默的时间更长。

久到我以为，她已经挂了电话。

“刘建-国……”她缓缓地说，“你找他干什么？他……他不是早就死了吗？”

死了？

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

“死……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怎么死的？”

“就是92年冬天那会儿。听说，是挪用公款，被人发现了，畏罪自杀了。好像是……跳河了。”

92年冬天！

挪用公款！

畏罪自杀！

这几个词，像一道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

我手里的电话，“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一切，都联系起来了。

92年冬天，刘工找到了我，卖给我一箱“茅台”。

收了我七千二。

而我们厂，一个普通钳工，一个月的工资，才两百多块。

七千二，在当年，绝对算是一笔巨款。

然后，他就“挪用公款”，畏罪自杀了。

这里面，一定有天大的秘密！

我的脑子，飞快地运转着。

刘工，会不会根本就没死？

他是拿了我的钱，又卷了厂里的公款，然后金蝉脱壳，跑路了？

那箱金子，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难道那公款，就是这箱金子？

他因为某些原因，没法立刻带走。

所以，就想了个办法，把它伪装成茅台，用我的手，替他暂时保管？

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二十年，他为什么不来取？

难道他真的死了？

那他是怎么死的？

真的是自杀吗？

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里。

“喂？喂？你还在听吗？”电话里，传来王娟阿姨焦急的声音。

我捡起电话，声音嘶哑：“阿姨，您……您能跟我说说，当年具体是什么情况吗？”

“哎，都过去那么多年了。”王娟叹了口气，“那时候，厂里乱得很。很多人都趁着改革，捞油水。刘建国是厂里的采购员，管着一大笔钱。后来厂里查账，发现亏空了十几万。还没等领导找他谈话，他就失踪了。过了几天，有人在护城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派出所来人调查，最后定性为自杀。”

“那……那钱呢？那十几万块钱，追回来了吗？”

“没有。人死了，钱也没了。成了一笔烂账。”

挂了电话，我瘫坐在椅子上。

肖梅给我倒了杯水，紧张地看着我。

我把王娟的话，跟她说了一遍。

她也吓得说不出话来。

事情，似乎越来越清晰，但又越来越扑朔迷离。

如果金子是公款，那刘工就是个贼。

我们现在占有了这笔赃款，就是销赃。

可如果刘工是被人害死的，那这金子，就是一笔“血钱”。

我们更不能要。

“老陈，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肖梅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害怕。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见警察来抓我们。”

我看着她憔-悴的脸，心里一阵刺痛。

是啊，钱是好东西。

但也不能为了钱，连安稳日子都不过了。

我点点头：“好，报警。”

就在我准备拨打110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

“喂，是陈涛，陈师傅吗？”

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很陌生。

“我是。你是哪位？”

“我……我姓刘。我叫刘洋。”

姓刘？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爸，叫刘建国。”

我的手，猛地攥紧了手机。

真的是他！

他儿子！

他来干什么？

难道……难道是来取金子的？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你……你找我有什么事？”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

“陈师傅，我知道，这么冒昧地打扰您，很唐突。”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也很诚恳，“我……我有些关于我父亲的事情，想跟您当面谈谈。您……您现在方便吗？”

我跟肖梅对视了一眼。

她的眼神里，全是惊恐。

该来的，还是来了。

躲是躲不掉的。

我深吸一口气：“好。你说个地方。”

我们约在了一家茶馆。

我让肖梅待在家里，我自己去了。

路上，我反复思考着，待会儿该怎么说，怎么做。

如果他真的是来要金子的，我给还是不给？

给了，我不甘心。

不给，万一他把我捅出去，我们都得完蛋。

我走进茶馆，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叫刘洋的年轻人。

他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眉眼之间，跟当年的刘工，有几分相像。

他看到我，立刻站了起来，有些局促地喊了一声：“陈叔叔。”

我点点头，在他对面坐下。

“你……你怎么找到我的？”我问。

“我前几天，回了趟老家，处理我爷爷奶奶留下的一些遗物。在一个旧箱子里，我发现了我爸当年写的一封信。”

他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发黄的信封。

“这封信，是写给我妈的。但是，一直没有寄出去。信里，提到了您。”

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他……他都写了些什么？”

刘洋把信，推到我面前。

“您自己看吧。”

我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

信纸已经很旧了，上面的字迹，是刘工那熟悉的笔迹。

但是，却写得非常潦草，慌乱。

好像是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写成的。

“小惠（刘洋母亲的名字）：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

我被逼上了绝路。

厂里的孙副厂长，一直利用我的职务，在外面倒卖厂里的物资，中饱私囊。

这次，他玩得太大了，亏空了十几万。

他想让我一个人，把所有的罪名都扛下来。

他威胁我，如果我敢说出去，他就要我和你们母子的命。

我斗不过他。

我只能选择逃跑。

那笔钱，我偷偷换成了黄金，一共十二块。

我把它藏在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一个叫陈涛的同事家里。

我骗他，说那是一箱茅台。

他是个老实人，胆子小，绝对想不到里面是什么。

等风头过去了，我会想办法，把东西取回来。

如果……如果我回不来了。

你就带着这封信，去找他。

告诉他，箱子里的东西，不是我的。

是孙贼的黑钱。

让他交给纪委，为我申冤！

千万不要私吞，那是祸根！会害死人的！

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儿子。

建国绝笔。

992年11月7日”

看完信，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原来……原来是这样！

刘工不是贼，他是被陷害的！

他也不是自杀，很可能是……被孙副厂长灭口了！

那箱金子，根本不是什么公款。

是那个天杀的孙副厂长的黑钱！

我拿着信，手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我爸……他失踪后的第三天，孙副厂长也突然‘心脏病突发’，死在了家里。”刘洋的声音，充满了压抑的痛苦，“那时候，我还小，什么都不知道。我妈一个人，拉扯我长大，吃了很多苦。她一直不相信我爸是那种人。但她一个女人，无权无势，又能怎么样呢？这些年，她一直活在痛苦和自责里。直到上个月，她才郁郁而终。”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心里充满了愧疚。

“孩子，对不起……对不起……”

我把二十年前，如何买下这箱“茅台”，又是如何发现金子的经过，原原本本地，都跟他说了一遍。

刘洋静静地听着，眼眶也红了。

“陈叔叔，这不怪您。”他说，“我爸在信里也说了，您是老实人。他把东西放在您那，也是对您的信任。这二十年，您和阿姨，也因为这箱东西，受了不少惊吓吧。”

我点点头，说：“那……那这箱金子，你看……怎么办？”

刘洋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爸在信里说，让我交给纪委，为他申冤。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孙副厂长也死了，死无对证。我们把东西交上去，说不定，还会惹一身麻烦。”

他说的，也是我担心的。

“那你的意思是……”

“陈叔叔。”刘洋看着我，眼神无比真诚，“这箱金子，从法律上说，是无主之物了。从道义上说，是我父亲，连累了您二十年。我……我决定，这箱金子，我一块都不要。”

我愣住了。

“这……这怎么行！这是你父亲用命换来的！”

“不，这不是他用命换来的。这是他悲惨命运的根源。”刘洋摇摇头，“如果不是因为这笔钱，他不会死，我妈不会痛苦一辈子，我也不会从小就没有父亲。钱，有时候，真的不是好东西。”

他站了起来，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陈叔叔，我这次来找您，不是为了要钱。我只是想弄清楚，我父亲当年死亡的真相。现在，我知道了。我也该放下了。”

“那……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妈走了，我在这个城市，也没有亲人了。我准备回南方去。我大学同学在那边开了个公司，让我过去帮忙。”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多好的孩子啊。

如果刘工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孩子，这个……你拿着。”我从口袋里，掏出我身上所有的现金，大概有两千多块，塞到他手里，“就当是……是叔叔的一点心意。”

他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收下了。

“陈叔叔，肖阿姨，你们多保重。”

他转身，离开了茶馆。

看着他消失在人海中的背影，我突然觉得，心里那块压了二十年的大石头，终于被搬开了。

我回到家，把事情的经过，跟肖梅说了一遍。

她听完，也哭了。

“真是个好孩子。老刘哥，没白疼他。”

“是啊。”我感慨万千，“那……这金子，我们怎么办？”

肖梅看着我：“老陈，你决定吧。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我看着她，突然笑了。

我走过去，把那十二块金砖，重新装回了那个破旧的纸箱里。

然后，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儿子，你跟女朋友说，房子的事，解决了。首付，爸给你凑够了。”

电话那头，是儿子惊喜的欢呼声。

挂了电话，我看着肖梅，说：“老婆子，明天，我们去趟金店。”

“去干嘛？”

“卖一块。”我说，“剩下的十一块，我们把它捐了。”

肖梅愣住了。

“捐……捐了？”

“对，捐了。”我点点头，“就以刘工的名义，捐给希望工程。让那些像刘洋一样，没钱读书的孩子，能有学上。”

肖-梅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

她笑了。

笑得，像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那么好看。

“好。”她说，“都听你的。”

第二天，我们去金店，卖了一块金砖。

拿到了三十多万。

我们立刻给儿子打了过去。

剩下的十一块，我们联系了一家慈善机构，以匿名的方式，全部捐赠了出去。

当办完所有手续，走出那家机构的大门时，我跟肖梅，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觉得，这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活得这么踏实，这么心安理得。

钱，确实是个好东西。

但它买不来心安。

买不来一个问心无愧的，安稳觉。

晚上，我跟肖梅，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菜。

我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她爱吃的。

我们俩，开了一瓶红酒。

二十多年了，我们从没这么奢侈过。

“老婆子，这二十年，辛苦你了。”我给她夹了一筷子菜。

“说什么呢。”她白了我一眼，“少年夫妻老来伴。不辛苦。”

我们俩，碰了一下杯。

我看着她眼角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突然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

什么茅台，什么黄金。

都比不上，眼前这个，陪了我一辈子的，老太婆。

至于那箱被遗忘了二十年的“茅台”，它以一种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又消失。

它像一场梦，来过，又走了。

但它，却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