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我承包了倒闭的罐头厂，在仓库里发现了一箱军用黄金

我叫李卫，生在红旗下，长在东风里，结果九零年的风口，把我直接吹下了岗。

铁饭碗，碎了。

那年头，天老大，地老二，政策排第三。

政策说，鼓励个体经济。

我爹抽着两块钱一包的“大前门”，烟雾缭绕里，啐我一脸：“个体？那就是投机倒把！你祖上八辈都是工人，工人阶级懂不懂？领导阶级！”

我懂。

我太懂了。

所以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三十平米的筒子楼里，上厕所要跑一百米，墙壁一捶能掉二斤灰。

我不想再懂下去了。

“爸，市里那个倒闭的罐头厂，我想盘下来。”

“你疯了！”烟头差点烫到他胡子。

我妈在旁边择菜，闻言手一哆嗦，半根韭菜掉在地上，心疼得她赶紧捡起来。

“卫国，”她声音发颤，“那厂子都黄了两年了，里面闹鬼！”

“妈，这世上要是有鬼，也得是穷鬼。”我把东拼西凑借来的三千块钱拍在桌上，“这是定金，我已经跟街道办的王主任说好了。”

三千块，八十年代末，对于一个下岗工人之家，是天文数字。

是我姐的嫁妆，是我跟发小们喝了无数顿大酒、拍着胸脯借来的兄弟钱。

我爹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败家子！”

他吼出这三个字，一脚踹翻了凳子，回自己屋了，门摔得震天响。

我妈在那儿抹眼泪。

我没说话，把钱揣回兜里，心里堵得像塞了一团烂棉花。

但我知道，我没回头路。

九零年的春天，天儿特别长。

我一个人站在杂草比人高的罐头厂大门口，手里攥着一串生了锈的钥匙。

红砖墙上，“国营红星罐头厂”几个大字，掉了一半的漆，像个豁牙的老头，冲我呲着牙。

一股子烂桃子混合着铁锈的酸腐味儿，钻进鼻子里。

这就是我的战场了。

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铁门。

阳光照进去，灰尘在光柱里跳舞，像无数个无声的精灵。

第一件事，不是开工，是还债。

几十个下岗工人，堵在门口，眼神里有麻木，有愤怒，还有一丝丝看笑话的轻蔑。

“李卫？就你？你拿什么给我们发工资？”领头的是个老车间主任，姓刘，人称“刘黑脸”。

我点了根烟，吸了一口。

“刘叔，工资，一分不少，但不是现在。”

“那你想拖到什么时候？我们一家老小都等着米下锅！”

人群开始骚动。

“大家听我说，”我抬高声音，“厂子现在就是个空壳子，我李卫要是今天有钱，我立马发。可我没有。”

“那你承包个屁！”有人骂。

我笑了。

“我承包它，就是为了让它有钱。以前的账，我认。给我三个月，三个月后，欠大家的工资、补偿款，连本带利，我还给大家。要是还不了，这厂子里所有能卖的铁，你们分了！”

这话跟赌咒发誓一样。

刘黑脸盯着我看了半天。

“你拿什么保证？”

“拿我李卫的命保证。”

我说得斩钉截铁。

人群安静下来。

那时候的人，还信这个。

送走了工人，我一个人坐在厂长办公室里。

办公室比我的脸还干净，桌子椅子早就被搬空了，只剩下一个翻倒的铁皮文件柜。

我把它扶起来。

里面全是空的，只有角落里塞着一团发黄的报纸。

晚上，我没回家。

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枕着自己的胳膊。

梦里全是机器的轰鸣，还有我爹那句“败家子”。

第二天，我开始清理仓库。

厂子不大，但仓库不少。

成品库、半成品库、原料库，还有一间，门上挂着把巨大的铜锁，门板上用红漆写着两个字：

“军管”。

我心里咯噔一下。

街道办的王主任给我钥匙的时候，压根没提这茬。

这锁锈得厉害，钥匙孔都堵死了。

我找了根铁棍，对着锁头，狠狠砸了下去。

“当啷”一声，锁没开，我虎口震得发麻。

邪门。

我绕着这个小仓库走了一圈，墙壁都是加厚的，窗户也用砖头封死了。

像个铁王八。

我坐在地上，抽了半包烟，心里越来越好奇。

军管仓库，里面能有什么？

过期的军用罐头？还是……别的什么？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子里冒了出来。

我找来锤子和钢钎，对着墙角，一下一下地凿。

那年头，没别的，就是有股子傻力气。

凿了整整两天，墙上被我掏出个洞。

我爬进去，里面漆黑一片，一股陈年的霉味呛得我直咳嗽。

我划着火柴。

火光一闪，照亮了仓库的一角。

很小，大概也就十来个平方。

空荡荡的，只有正中央，摆着一个半人高的墨绿色木箱。

箱子上，也有一把铜锁。

但箱盖上，烙着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和一串模糊的编号。

我的心，开始狂跳。

不是激动，是害怕。

直觉告诉我，这箱子里的东西，很烫手。

我没有立刻去开它。

我爬出仓库，把洞口用麻袋堵上，又在外面堆了些杂物。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跟疯了一样，把整个厂子翻了个底朝天。

我在厂长办公室的墙壁夹层里，找到一个油布包。

里面是一本日记，和一个小小的、已经腐蚀得看不出本来面貌的金属牌。

日记是繁体字，竖着写的。

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

时间，是1949年。

解放军兵临城下，他奉命将一批“特别军需”带走，但形势突变，他走不了了，只能就地隐藏。

他选择了这个罐头厂，因为这里当时是个德国人的洋行，很隐蔽。

日记的最后，写着一句话：

“黄金误国，黄金亦可兴邦。望后世有缘人，善用之。”

我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黄金。

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回到那个军管仓库。

这一次，我带了撬棍。

对着那把铜锁，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嘎吱”一声，锁开了。

我掀开箱盖。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眼睛，被灼伤了。

满满一箱子。

黄澄澄的。

金条。

每一根上面，都刻着编号和“中央银行”的字样。

我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没缓过神来。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发了。

不，是……要死了。

这东西，是国家的。

私藏黄金，在那个年代，是掉脑袋的罪。

我哆哆嗦嗦地盖上箱子，锁好，跌跌撞撞地爬出仓库。

那一夜，我睁着眼，直到天亮。

一边是穷得叮当响的现实，一边是能把我砸进十八层地狱的黄金。

怎么办？

交给国家？

我能得到什么？一面锦旗？一千块奖金？

然后呢？然后继续守着这个破厂子，等着三个月后被那帮工人分尸？

还是……

那个国民党军官的话，在我耳边一遍遍回响。

“善用之。”

怎么算善用？

我抽完了一整包烟，天亮的时候，我做出了决定。

我把那本日记和金属牌，烧了。

烧得干干净净，灰都扬进了下水道。

就当，我从没发现过它们。

那箱黄金，成了我一个人的秘密。

一个能把我带上天堂，也能把我送进地狱的秘密。

我开始失眠。

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一点风吹草动，都以为是警察来了。

我瘦了十斤，眼眶深陷，颧骨高耸，像个抽大烟的。

我不敢动那些黄金。

一根都不敢。

我知道，只要我动了，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我像个守着宝藏的恶龙，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那个破仓库看一眼。

看到那个墨绿色的箱子还在，我的心，才能落下一半。

另一半，永远悬在嗓子眼。

厂子还得开。

我没钱，就只能出苦力。

我一个人，清理设备，疏通管道，把长满铁锈的生产线，一点点擦亮。

手上磨出的水泡，变成血泡，最后成了厚厚的茧子。

有几个以前厂里的老师傅，看我一个年轻人这么拼，动了恻心。

“小李，你这样不行，一个人干到猴年马月去？”刘黑脸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在我身后。

“刘叔，我……”

“别说了，”他摆摆手，“我跟你说的那几个老师傅，都愿意回来。不要工资，管口饭就行。”

我眼眶一热。

“真的？”

“我们这帮老骨头，在这厂里干了一辈子，有感情了。不想看它就这么荒了。”

就这样，我的队伍，从一个人，变成了七个人。

七个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的老头。

我们没有原料。

我就骑着一辆破三轮，跑遍了郊区所有的村子。

跟农民赊账。

“叔，婶儿，你们的山楂、苹果，烂在地里也是烂了，不如先给我。等我的罐头卖出去了，双倍价钱给你们。”

一开始，没人信我。

我磨破了嘴皮子，就差跪下了。

最后，是一个老支书，看我可怜，叹了口气。

“行吧，后生仔，那半山的山楂，你拉走吧。赔了，就当我老头子支援国家建设了。”

第一批山楂拉回厂里那天，几个老师傅眼睛都亮了。

“有活儿干了！”

我们没有流动资金，买不起白糖和玻璃瓶。

我把心一横。

夜里，我偷偷潜进仓库，撬开箱子，拿出了一根金条。

最小的一根。

我用衣服把它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揣在怀里，像揣着一颗炸弹。

第二天，我坐上了去市里的绿皮火车。

我不敢去银行，也不敢去国营的金店。

我七拐八拐，进了一个黑市。

那地方，龙蛇混杂，空气里都是贪婪和警惕的味道。

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把我让进里屋。

他拿出专业的工具，对着金条又敲又看，还用火烧了一下。

“成色不错。”他推了推眼镜，“你要换多少？”

“八千。”我报了一个价。

那时候，一个工人的工资，才一百多块。

男人笑了。

“后生，胃口不小啊。这东西，来路正吗？”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家里老人传下来的。”我撒谎不眨眼。

“行，八千就八千。”男人很爽快，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沓的“大团结”。

我拿着那八千块钱，手是抖的。

走出黑市的时候，我后背都湿透了。

我感觉，我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

钱，解了燃眉之急。

白糖，玻璃瓶，封口用的马口铁，都买回来了。

第一批山楂罐头，正式投产。

老师傅们的手艺，没得说。

酸甜度，软糯度，都恰到好处。

没有防腐剂，全是真材实料。

罐头做出来了，怎么卖，又是个问题。

国营商店，人家看不上我们这种小作坊。

我就拉着一板车，去集市上摆地摊。

“山楂罐头！红星厂的老味道！不好吃不要钱！”

我扯着嗓子喊。

没人理我。

大家都习惯了去供销社买东西。

我急了，直接开了一瓶，用筷子扎着，递给路过的一个大妈。

“大妈，尝尝！不要钱！”

大妈将信将疑地尝了一口。

“哎，这味道，还真是以前那个味儿！”

一句话，打开了销路。

一块五一瓶，不算便宜，但味道正。

一天下来，我卖出去三百多瓶。

收摊的时候，我数着那一堆零零碎碎的票子，手都在抖。

这是我挣的第一笔钱。

干净钱。

我用这笔钱，请老师傅们下了一次馆子，要了四个硬菜，一瓶“二锅头”。

大家都喝多了。

刘黑脸拍着我的肩膀，老泪纵横。

“小李，好样的！叔没看错你！”

我也喝多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梦到“败家子”。

我梦到了那满满一箱的金条，它们在我梦里，闪着妖冶的光。

厂子，就这么磕磕绊绊地活了过来。

山楂罐头，成了我们的拳头产品。

我又开发了苹果罐头，黄桃罐头。

都是用最笨的办法，真材实料，换口碑。

三个月，很快就到了。

到了我跟工人们约定的日子。

那天，厂门口又聚满了人。

这一次，他们的眼神，不一样了。

有好奇，有期待。

我搬出一个箱子，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开。

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钱。

“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我清了清嗓子，“这是大家伙儿的工资和补偿款，一分不少。旁边这几摞，是利息。”

人群，死一般的寂静。

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刘黑脸走过来，攥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

“小李……你……”

“刘叔，”我笑了，“我说过，拿我的命保证。”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

尽管，我的英雄事迹，是用一根不属于我的金条换来的。

但没人知道。

解决了旧账，我身上的担子，轻了一大半。

厂子走上了正轨，每天都有订单。

我开始招兵买马，把以前那些下岗的熟练工，一个个请了回来。

厂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机器轰鸣，人声鼎沸。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李厂长”。

我回家，把挣来的第一笔“巨款”——五千块，放在我爹面前。

他愣住了。

“你……你哪来这么多钱？”

“挣的。”

“就你那个破厂子？”

“对，就那个破厂-子。”

我爹没再说话，默默地把钱收下了。

那天晚上，我妈偷偷告诉我，我爹一个人，对着那堆钱，看了半宿。

我以为，日子会就这么好下去。

是我太天真了。

麻烦，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找上门来。

来找我的人，是街道办的王主任。

一个四十多岁，笑起来像弥勒佛，实际上比猴都精的男人。

他提着两瓶“泸州老窖”，晃晃悠悠地进了我的办公室。

“小李啊，不对，现在得叫李厂长了。”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厂子搞得不错嘛，都上区里的报纸了。”

“王主任您捧了，还不是靠您的支持。”我给他倒茶。

“哎，支持是应该的。”他话锋一转，“不过啊，小李，最近手头，是不是有点太宽裕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

“主任您这话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不明白？”他笑了，指了指窗外我们刚买回来的一台新锅炉，“那玩意儿，得好几万吧？你承包厂子才多久？满打满算，不到半年。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别的门路啊？”

我后背开始冒冷汗。

“王主任，您说笑了。我这是……这是我香港的亲戚，看我创业不容易，支援我的。”

我早就想好了这套说辞。

“香港亲戚？”王主任眯起了眼，“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香港亲...戚？”

他的语气，拖得很长。

我感觉，他像一条蛇，在慢慢地缠绕我。

“是有，远房的，平时不怎么联系。”我的声音有点干。

“是吗？”王主任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小李啊，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路，可不能走歪了。”

他凑到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听说，你们厂那个军管仓库，前段时间，墙塌了？”

轰的一声。

我感觉我的脑子，炸了。

他怎么会知道？

我明明做得天衣无缝！

看着我煞白的脸，王主任笑了。

“别紧张嘛，我就是随便问问。”他直起身，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这茶不错。”

送走王主任，我一屁股瘫在椅子上。

完了。

他知道了。

他肯定知道了。

他今天来，不是随便问问，是敲山震虎。

我坐立不安，一整天都魂不守舍。

晚上，我做了个决定。

我得去会会他。

我从仓库里，又拿了一根金条。

这一次，我的手，没有抖。

心里，只有一片冰冷的决绝。

我找到了王主任家。

一个很普通的家属楼。

他老婆给我开的门。

“找我们家老王？他在书房呢。”

王主任看到我，一点也不惊讶。

“来了？”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把一个沉甸甸的布包，放在他桌上。

“王主任，香港的亲戚，让我给您带了点土特产。”

他没看那布包，而是盯着我的眼睛。

“小李，你这是干什么？搞腐蚀拉拢那套？”

“主任，您别误会。我就是……就是感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

“照顾？”他冷笑一声，“我可不敢当。我怕半夜，纪委的同志来找我喝茶。”

我沉默了。

我知道，他是在试探我，在拿捏我。

“主任，明人不说暗话。”我豁出去了，“您到底想怎么样？”

他终于笑了。

“这才对嘛。”他靠在椅子上，“小李，你是个聪明人。那个厂子，水很深。有些东西，不是你一个毛头小子，能吞得下的。”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还在嘴硬。

“不知道？”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扔在我面前。

照片上，是我凿开的那个墙洞。

虽然我已经补上了，但痕迹还在。

“你以为，你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王主任的声音，像腊月的寒风，“那一片儿的联防队员，都是我的人。你半夜三更在厂子里叮叮当当，当别人是聋子？”

我彻底没了脾气。

像一只被拔了牙的老虎。

“你想分多少？”我问。

“分？”他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小李，你太小看我王某人了。也太小看那箱东西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夜色。

“那不是普通的黄金。那是当年，给志愿军准备的军费。因为战局变化，没送出去。”

我的心，凉了半截。

“你怎么会……”

“因为，当年负责押运这批黄金的，就是我爹。”

王主任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砸在我心上。

“我爹临死前，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他说，这批黄金，是国家的，但也是一颗炸弹，谁碰谁死。他让我烂在肚子里，永远不要提。”

“那你……”

“我本来也想这么做的。”他转过身，看着我，“可是，你出现了。”

“你把厂子盘下来，还搞得有声有色。我开始好奇，你一个穷小子，哪来的本钱？”

“所以，你就派人盯着我？”

“没错。”他承认得很干脆，“直到他们告诉我，你撬开了那个仓库。”

“小李，你知道吗？那一刻，我比你还紧张。”

“我怕你年轻，不懂事，拿着金条出去乱花，到时候，咱俩都得玩完。”

我愣住了。

“那你今天……？”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个合作。”

“合作？”

“对。”王主任坐回椅子上，眼神灼灼，“这批黄金，留在手里，就是个祸害。交给国家，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只有一个办法，能让它，既安全，又有价值。”

“什么办法？”

“洗。”

“洗？”

“没错，把它洗干净。”王主任一字一句地说，“通过这个罐头厂，把它，变成合法的，干净的钱。”

我看着他，感觉自己像在听天书。

“这……这怎么可能？那可是一整箱！”

“所以，才需要你。”王-主任说，“你需要一个合理的，能解释你资金来源的借口。你需要把厂子做大，大到就算你一天花十万，别人也觉得正常。”

“而我，”他指了指自己，“我负责帮你摆平上上下下的关系，保证没人来查你的账。”

“我们，二八分。”他伸出两个手指，“你八，我二。”

我没有立刻回答。

我在飞快地思考。

这是一个魔鬼的交易。

一旦答应，我跟他就绑在了一条船上。

一条随时可能沉没的贼船。

但，我有的选吗？

他连黄金的来历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要是说个“不”字，他明天就能让我人间蒸发。

“怎么样？”王主任催促道。

我深吸一口气。

“我怎么信你？”

“你只能信我。”他笑了，“因为，我们的命，现在拴在一起了。”

我拿起桌上那个布包，从里面，又拿出一根金条，放在原来的那根旁边。

“三七分。”我说。

王主任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

“好小子，有魄力！行，三七就三七！”

从王主任家出来，我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我和一个街道办主任，成了一条船上的蚂蚱。

这感觉，荒唐，又刺激。

有了王主任这个“保护伞”，我的胆子，大了起来。

我不再满足于偷偷摸摸地卖一两根金条。

我需要一个更高效，更安全的渠道。

王主任给我指了条路。

“去南方，找一个叫‘六爷’的人。”

“六爷？”

“对，他是香港那边过来的，专门做这个生意。路子野，嘴巴严。”

我带上了五根金条，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九十年代初的广州，跟我们那个北方小城，完全是两个世界。

高楼，霓虹，满大街的喇叭裤和邓丽君。

空气里，都是钱的味道。

我按照王主任给的地址，找到了一个茶楼。

一个穿着唐装，手里盘着两个核桃的老头，就是六爷。

他看起来，比王主任还精。

他没多废话，把我带到后堂，看了货。

“不错。”他点点头，“你要现金，还是想换成别的东西？”

“什么意思？”

“比如，设备。”六爷说，“你们这种开厂的，最缺的不就是好设备吗？我能帮你从国外搞到全新的生产线，德国的，日本的，都有。而且，账面上，可以做得很好看。”

我心动了。

这正是我需要的。

用黄金，直接换成设备，省去了中间“洗”的环节，风险小了很多。

“要德国的。”我说。

“好。”六爷很满意，“一个月后，我让人给你送到厂里。报关，运输，你都不用管。”

这趟南方之行，让我大开眼界。

我也明白了王主任那句话的含义：

这个世界，有两套规则。

一套，是写在纸上的。

另一套，是藏在桌面下的。

一个月后，两辆大卡车，真的开进了我的罐头厂。

上面，是崭新的，闪着银光的德国生产线。

工人们都看傻了。

“厂长，这……这得多少钱啊？”刘黑脸结结巴巴地问。

“没多少，”我云淡风轻地说，“德国亲戚送的。”

没人再怀疑。

在这个充满奇迹和机遇的年代，一个素未谋面的“海外亲戚”，是最好的解释。

新设备，鸟枪换炮。

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倍不止。

罐头的品质，也更上一层楼。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省城的，外省的，甚至还有外贸公司找上门，说想把我们的罐头，出口到俄罗斯去。

我的厂子，火了。

我，也成了我们那个小城里的名人。

“年轻有为的企业家”。

报纸上，电视上，都是我的名字。

我爹，成了最忠实的读者和观众。

他买了个本子，把我上的每一次报纸，都仔仔细-细地剪下来，贴好。

见人就说：“看见没，这是我儿子！”

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骄傲。

厂子大了，人就多，心思也就杂了。

我提拔刘黑脸当了副厂长，主管生产。

又从外面，高薪聘请了几个大学生，负责销售和管理。

我的办公室，也换了。

从那个家徒四壁的小黑屋，搬到了宽敞明亮的新办公楼。

红木的办公桌，真皮的老板椅。

一切，都像做梦一样。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个梦，是建立在一个多么危险的秘密之上。

那个军管仓库，我用砖头，把它彻底封死了。

外面，又盖了一间配电室。

仿佛，它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它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时不时地，就会疼一下。

王主任，成了我的常客。

他不再提黄金的事，每次来，就是喝喝茶，聊聊天，顺便，拿走属于他的那份“分红”。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平衡。

他需要我这个会下蛋的鸡。

我需要他这张能遮风挡雨的网。

生意越做越大，接触的人，也越来越复杂。

工商的，税务的，消防的，卫生的……

各路神仙，我都得小心伺候着。

烟，酒，红包。

成了我办公桌抽屉里的常备品。

我越来越适应“李厂长”这个角色。

也越来越习惯，用钱来解决问题。

我觉得，自己快要忘记，那个在黑市里，拿着八千块钱，手心冒汗的穷小子了。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她叫林晓。

是新来的大学生之一，负责外贸业务。

长得很漂亮，大眼睛，高鼻梁，身上有股子书卷气。

跟这个油腻腻的，充满了铜臭味的厂子，格格不入。

她是我亲自面试的。

我问她：“为什么选我们这个小厂？”

她说：“因为你们的罐头，有我小时候的味道。”

这个回答，让我愣住了。

也让我，对她产生了一丝好感。

林晓很有能力。

英语流利，业务熟练。

很快，就帮我谈下了第一笔出口俄罗斯的大单。

五十万瓶黄桃罐头。

签合同那天，我请所有大学生吃饭，庆祝。

饭桌上，大家都在恭维我，敬我酒。

只有林晓，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

我端着酒杯，走到她面前。

“林晓，今天你可是大功臣。我敬你一杯。”

她站起来，端起面前的汽水。

“李厂长，我不会喝酒，我以汽水代酒。”

她的眼神，很清澈。

清澈得，让我有点不敢直视。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

回到办公室，我看着镜子里，那个满面油光，一身酒气的男人。

觉得，有点陌生。

我和林晓，渐渐熟悉起来。

我们会一起，为了一个包装设计，争论不休。

也会在深夜，一起核对发往俄罗斯的货运单。

我发现，她不仅聪明，而且善良，有原则。

她会因为一个工人的手被机器划伤，而跟我大发雷霆。

“李厂长！安全生产，你天天挂在嘴上，为什么还会出这种事！”

我第一次，被人指着鼻子骂。

但我没有生气。

反而，有点心虚。

我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出发。

我对林晓，动心了。

但我不敢表白。

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我的身上，背着一个原罪。

我的财富，来得不干净。

而她，像一张白纸。

我怕，我的肮脏，会玷污了她的洁白。

转机，发生在一个雨夜。

那天，一批出口的罐头，出了问题。

封口不严，导致部分罐头，在运输途中，漏了。

俄罗斯的客户，发来电报，索要巨额赔偿。

这是我们厂，自成立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

如果处理不好，不仅这笔单子要黄，我们的信誉，也会彻底破产。

我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几个副厂长，愁眉苦脸，束手无策。

“赔钱吧，还能怎么办？”

“五十万瓶，这得赔多少钱？厂子非得被拖垮不可！”

“都怪那帮操作工，怎么搞的！”

会议室里，一片嘈杂。

只有林晓，一言不发。

我看向她：“林晓，你有什么想法？”

她站起来：“我认为，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挽回损失，安抚客户。”

“怎么挽回？”

“我建议，您亲自去一趟俄罗斯。”

“什么？”所有人都惊呆了。

“没错，”林晓的眼神，异常坚定，“带上技术员，带上新的样品，亲自去跟客户解释，道歉。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诚意。”

“这……这能行吗？”刘黑脸表示怀疑，“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

“我陪您去。”林晓说，“我会俄语。”

我看着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那一刻，我做出了决定。

“好，就这么办！”

去俄罗斯的过程，异常艰难。

九十年代初，没有直飞的航班。

我们坐火车，转汽车，折腾了快一个星期，才到了那个叫“赤塔”的西伯利亚小城。

客户是个五大三粗的俄罗斯大汉，叫安德烈。

一见面，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他把漏了的罐头，摔在我们面前，用俄语，哇啦哇啦地咆哮。

我听不懂，但能感觉到他的愤怒。

林晓不卑不亢地，把他的话，翻译给我听。

然后，又把我的道歉，和解决方案，翻译给他听。

我承诺，所有有问题的罐头，全部作废。我们会立刻，免费空运一批新的过来。并且，在未来的合作中，给予他最大的折扣。

安德烈，渐渐冷静下来。

他看着我，又看了看林晓。

“你们中国人，做生意，就这么有诚意？”

林晓翻译过来。

我笑了：“安德烈先生，我们中国人，讲究一诺千金。”

晚上，安德烈请我们吃饭。

喝了很多伏特加。

他拍着我的肩膀，用生硬的中文说：“李，你，朋友！”

危机，解除了。

回国的路上，我和林晓，坐在颠簸的火车上。

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白桦林。

“谢谢你。”我由衷地说。

“谢我什么？”她笑了，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这是我分内的工作。”

“不，”我说，“谢谢你，让我想起了一些，快要忘记的东西。”

比如，诚信。

比如，担当。

比如，不靠金钱，也能解决问题的，那种成就感。

回到厂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除了那个负责质检的副厂长。

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所有人都劝我，算了。

“李厂长，他也是无心的。”

“是啊，给他个机会吧。”

我摇摇头。

“规矩，就是规矩。今天，我可以为他破例。明天，就会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

“这个厂子，能有今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质量，是口碑！谁要是砸我们自己的饭碗，谁就给我滚蛋！”

我的话，很重。

但所有人都听进去了。

从那以后，厂里的风气，焕然一-新。

我和林晓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一起讨论厂子的未来。

所有人都看出来了，都笑呵呵地叫她“厂长夫人”。

她每次，都红着脸，低下头。

我觉得，是时候了。

我应该，向她坦白一切。

包括，那个关于黄金的秘密。

我不能，再欺骗她了。

我把她，约到了我的办公室。

那天，我准备了很久。

我想，我应该从哪里说起。

是从那个下岗的午后，还是从那个堆满杂草的厂门口。

林晓来了。

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像一朵盛开的百合。

“李卫，”她很少叫我的全名，“我有话，想跟你说。”

“正好，”我深吸一口气，“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你先说吧。”

“不，你先说。”

我们相视一笑。

“那我先说，”林晓的表情，突然变得很严肃，“我……要走了。”

“走？去哪里？”我愣住了。

“回北京。”她说，“我考上了外交部的研究生。”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什么时候？”

“下个星期。”

“这么快？”

“嗯，通知刚到。”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准备了一晚上的台词，全都堵在了喉咙里。

“那你……还回来吗？”我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

她沉默了。

良久，她才抬起头，看着我。

“李卫，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这句话，像一把刀，插进我的心脏。

“什么意思？”

“你是个成功的商人。”她说，“你有钱，有地位，有你的商业帝国。而我，我只想做个普通人，过安稳的日子。”

“我能给你安稳的日子！”我急了，“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不，”她摇摇头，“你给不了。”

“为什么？”

“因为，”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的钱，不干净。”

轰隆。

窗外，一道闪电划过。

雷声，滚滚而来。

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你……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她说，“从你去俄罗斯，那么轻易地就答应了赔偿开始。从你开除那个质检科长，眼睛都不眨一下开始。你的果断，你的魄力，都建立在，你根本不在乎那点钱上。”

“李卫，我虽然没做过生意，但我也知道，没有哪个老板，会像你这样，视金钱如粪土。”

“除非，这些钱，来得太容易。”

我无言以对。

原来，她早就看穿了我。

只是，一直没有说破。

“我不在乎你过去做了什么。”她说，“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我不想，每天活在提心吊胆中。”

“我……”我想解释，想告诉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

为了什么？

为了给她更好的生活？

还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那该死的虚荣心？

“对不起。”我说。

除了这三个字，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她走了。

没有回头。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还有，满室的寂静。

我像个傻子一样，坐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疯狂的决定。

我给王主任，打了个电话。

“王主任，我想，把剩下的东西，都上交了。”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你疯了？”王主任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慌乱，“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我说，“我很清醒。”

“为什么？！”

“因为，我累了。”

我不想，再过那种，枕着炸弹睡觉的日子了。

我不想，再看到，我爱的人，因为我的秘密，而离我而去。

“李卫！你不能这么做！你这么做，是把我们两个，都往火坑里推！”王主任在电话里咆哮。

“那也比，现在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强。”

“你……”

我挂了电话。

我找到了刘黑脸，把厂子的所有事务，都交给了他。

“刘叔，我要出一趟远门。厂子，就拜托您了。”

“厂长，你要去哪？”

“去一个，该去的地方。”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一个人，开着车，去了省城。

我把那箱剩下的金条，放在了省纪委的大门口。

旁边，还有一封信。

信里，我写下了所有的一切。

从我如何发现黄金，到我和王主任，如何合作“洗”钱。

我没有为自己辩解。

我只在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

“恳请组织，念在我为红星厂数百名工人，提供了一条活路，念在我没有将黄金挥霍，而是全部用于工厂建设的份上，能够，酌情处理。”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游荡。

我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

或许是冰冷的手铐，或许是漫长的牢狱之灾。

但，我不后悔。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三天后，我在一个小旅馆里，被找到了。

来的人，很客气。

没有手铐，没有呵斥。

“李卫同志，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被带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地方。

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

审问我的人，很和蔼。

他给我倒了杯水。

“你就是李卫？”

“是。”

“那些黄金，是你放的？”

“是。”

“信，也是你写的？”

“是。”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为什么不跑？”

“跑？”我笑了，“我能跑到哪里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你就不怕，被枪毙？”

“怕。”我说，“但，有些事，比死，更可怕。”

比如，良心的谴责。

比如，爱人的离去。

那场审问，持续了很久。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

没有隐瞒，没有夸大。

说完，我感觉，自己被掏空了。

最后，那个和蔼的男人，站了起来。

“李卫，你，是个很有争议的人。”

“你犯了法，而且是重罪。”

“但你，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你让一个濒临破产的国营工厂，起死回生。你让几百个下岗工人，重新找到了饭碗。”

“你的功，与过，我们，需要时间，来评判。”

我被暂时，收押了。

在一个，只有一张床，一个马桶的小房间里。

我以为，我会在这里，度过我的余生。

但，半个月后，那个人，又来了。

他带来了一个，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消息。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那批黄金，在历史上，属于‘无主’物资。国民党方面，没有它的档案。我们这边，也没有。”

“换句话说，它不属于任何人。”

“当然，它的最终归属，肯定是国家。但你，主动上缴，有重大立功表现。”

“另外，我们查了你们厂的账。这些年，你利用黄金，所产生的所有利润，几乎，都投入到了扩大再生产，和改善工人福利上。你自己，并没有多少个人资产。”

“还有，那个王主任，问题很严重。除了跟你合作，他还涉及多起贪腐案件。你这次，算是揭发有功。”

“所以，组织上，研究决定……”

他顿了顿。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对你，免于刑事处罚。”

“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

“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说，“红星罐头厂，将被国家，以‘特殊方式’，收回。”

“作为交换，国家会给予你，一百万元的奖励和补偿。”

“从今以后，你，和红星厂，再无关系。”

“你，愿意接受吗？”

一百万。

在九十年代初，那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巨款。

用一个，本就不属于我的厂子，换来一百万，和自由身。

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

“我愿意。”我说。

走出那个地方，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自由了。

我拿着那张，一百万的支票，手，却一点也不抖。

钱，对我来说，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回了一趟家。

我爹，我妈，都老了。

看到我，我妈抱着我，哭得稀里哗啦。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我爹，还是那副臭脾气。

“哼，还知道回来？”

但，我看到，他偷偷地，抹了抹眼角。

我把一百万，交给了他们。

“爸，妈，这些钱，你们拿着。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我……要走了。”

“去哪？”

“去北京。”

我要去，找回，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我在北京，找到了林晓。

在她就读的大学门口。

她看到我，愣住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把这个，还给你。”

我把一张存折，递给她。

她打开，看到上面的数字，惊呆了。

“你哪来这么多钱？”

“国家给的奖励。”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

没有隐瞒。

她听完，哭了。

“你这个傻瓜。”

“是，”我笑了，“我就是个傻瓜。”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说，“或许，会重新开始吧。”

“我跟你一起。”她说。

“什么？”

“我说，我跟你一起。”她看着我，眼神，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这一次，我们，白手起家。”

我，也哭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在大学门口，哭得像个孩子。

我没有要那一-百万。

我把它，以“红星厂全体职工”的名义，捐给了希望工程。

我和林晓，离开了北京。

我们回到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北方小城。

用我们自己，攒下的一点点积蓄，开了一家，很小很小的，家常菜馆。

没有老板，没有厂长。

只有，一个厨子，和一个老板娘。

生意，不好不坏。

但，每天，都很踏实。

有时候，我会路过，那个已经挂上了“中粮集团红星食品有限公司”牌子的罐头厂。

看着里面，繁忙的景象，和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我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发现那个箱子。

或者，发现了，但是我选择了，另一条路。

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但，人生，没有如果。

我看着身边，正在擦桌子的林晓，笑了。

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已经，是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