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给一个即将枪决的犯人理发，他告诉我他家的祖坟里埋着黄金

铺子里的日光灯管“嗡”了半天，最后还是不情不愿地亮了。

光线惨白，照得我那张还没睡醒的脸跟刷了层腻子似的。

墙上挂着个圆肚子挂历，红艳艳的，印着一个穿泳衣的港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底下的小字是：1988。

我叫陈寿，寿比南山的寿。

这名字是我爹给起的，他没啥文化，就图个吉利。可他自己，连四十五都没活过。

我子承父业，守着这家“新风理发店”，其实也就我一个人。给街坊邻里剃个头，刮个脸，挣点辛苦钱。

那天下午，日头毒得很，晒得柏油马路直冒白烟。我正靠在藤椅上，听着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评书，半梦半醒，一只苍蝇在我耳边没完没了地示威。

卷帘门“哗啦”一声被人从外面掀起一半，一个穿着制服的身影弯着腰钻了进来，带进来一股热浪和烟草味。

是片儿警王哥，王建国。

“小陈，忙着呢？”他嗓门大，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我一个激灵坐起来，把嘴角的哈喇子赶紧抹了，“王哥，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剃头？”

“剃你个头！”王建国自己搬了个马扎坐下，从兜里掏出“大前门”，递给我一根。

我摆摆手，“不了，呛。”

他自己点上，狠狠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在他那张国字脸上绕来绕去，眼神有点飘。

“找你，有活儿。”他把烟灰弹在地上，用脚尖碾了碾。

“啥活儿啊，还得您亲自跑一趟。”我给他倒了杯凉白开，杯子是那种印着红双喜的搪瓷缸子。

王建国没碰那杯子，他盯着我，那眼神有点复杂，像是在审犯人，又像是在求人办事。

“去……看守所，给个犯人理发。”他一字一顿地说。

我端着杯子的手抖了一下，水洒出来几滴。

“看守所？”我脑子有点懵。

“嗯。”

“犯……犯人？”

“一个要‘走’的。”王建国说得很含糊，但那意思我懂。

“走”，就是上路。

就是要枪毙的。

我的后脊梁像是被人拿冰块划了一下，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接窜到天灵盖。

“王哥，这……这不合规矩吧？我……我手艺潮，怕给您搞砸了。”我开始胡言乱语地推脱。

给死人理发？我听都没听说过。晦气不晦气先不说，我这手艺是伺候活人的，那一剪子下去，万一……

王建国看出了我的恐惧，他叹了口气，语气软了点：“小陈，这事儿不好找人。你年轻，手稳，店也干净。就当帮王哥一个忙。”

“那犯人……他……”

“他自己提的。”王建国说，“他说想干干净净地走。点名要个正经剃头师傅，不想让里头的人随便给推个‘劳改头’。”

这话听着让人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一个快死的人，还在乎自己的发型。

“王哥，我……我胆儿小。”这是实话。

“怕个逑！”王建国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扔，“大白天的，你怕啥？再说了，就理个发，你当他是普通客人不就完了？”

“那……钱……”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问出这个。

“少不了你的。”王建-国从兜里掏出几张“大团结”，拍在桌子上，“二十块，干不干？”

二十块。

我平时剃个男头，五毛。烫个头，最贵的也就五块。这二十块，够我忙活大半个月了。

钱是个好东西，能壮胆。

我看着那几张崭新的钞票，又看了看王建国那张不容置疑的脸，最后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点了点头。

“干。”

去的时候，没坐警车，王建国骑了辆半旧的二八大杠，让我就坐在后座上。

风从耳边刮过去，带着一股尘土味。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像是揣了十几只兔子，活蹦乱跳。

看守所在县城西郊，一片乱坟岗子旁边，灰砖高墙，墙头还拉着电网，门口俩荷枪实d的哨兵，站得跟两根电线杆子似的。

那地方我只在远处看过，总觉得阴森森的。

王建国跟门口的人交涉了几句，我被要求把理发的工具——剪子、推子、梳子、刮脸刀——全倒在一个布包里，让他们检查。

一个四十多岁的看守，姓李，板着一张脸，把我的宝贝工具翻来覆去地看，特别是那把德国产的“双人”牌刮脸刀，刀刃在阳光下泛着寒光。

“这玩意儿，不成。”老李指着刮脸刀。

“这是吃饭的家伙，没它刮不了脸。”我赶紧解释。

“不成，就是不成。”老李态度坚决，“太危险。”

王建国过去递了根烟，跟他嘀咕了几句，大概是做了担保。老李这才勉强同意，但反复叮嘱我：“拿稳了，出了事，你担不起。”

我心里一沉，连连点头。

跟着他们往里走，一道铁门，又一道铁门。每次铁门在身后“哐当”一声锁上，我的心就跟着颤一下。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像是馊了的饭菜、汗臭、还有消毒水混在一起，呛得人恶心。

走廊很长，两边都是铁栏杆焊死的囚室，有的里面黑漆漆的，有的扒着几个人，用一种麻木的、不带任何感情的眼神看着我们。

那种眼神，像是在看两个路过的陌生人，也像是在看两只蚂蚁。

我不敢跟他们对视，只能低着头，盯着自己脚上那双快磨平了鞋底的布鞋。

最后，在一个单独的小院子里，他们停下了。

院子中央有棵老槐树，叶子都掉光了，光秃秃的树杈子伸向天空，像一只只求救的手。

树底下，放着一张木椅子。

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手腕和脚踝上都戴着镣铐。

那就是我的“客人”。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囚服，背对着我。身形不算高大，甚至有点瘦削。

王建国拍了拍我的肩膀，“去吧，速战速决。”

他和小李就站在院子门口，保持着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

我深吸一口气，感觉像是要上刑场一样，磨磨蹭蹭地走了过去。

他听见脚步声，没有回头。

“师傅，来了？”他的声音很平静，甚至有点沙哑的温和，完全不像我想象中那种穷凶极恶的调调。

“嗯。”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把工具包放在地上。

我绕到他前面，想先看看他的脸，看看他的头发。

这一看，我愣住了。

他的年纪不大，看起来也就三十出头。脸很清瘦，眼窝深陷，但五官很周正，特别是那双眼睛，很亮，亮得有点吓人。

那不是麻木，也不是疯狂，而是一种……过于平静的亮，像是深潭里的水，表面不起一丝波澜，但你知道底下深不见底。

他的头发很长，乱糟糟的，油腻腻地贴在头皮上，打了好几个结。

“想……想怎么理？”我问，声音干涩。

他笑了笑，嘴角向上牵动了一下，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

“理精神点就行。”他说，“多少年没正经理过发了。”

我“哦”了一声，拿出围布，想给他围上。

手腕上的镣铐让他抬不起手，我只能俯下身，小心翼翼地把围布从他脖子下面穿过去，在他身后打了个结。

离得近了，我闻到他身上那股混合着尘土和油垢的味道。

我拿出梳子，想先把他的头发梳通。

第一下，就被缠住了。那些头发像是长死了的乱麻。

“不好意思，有点紧。”我下意识地道歉。

“没事，师傅，你使劲。”他很配合。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把他的头发梳顺。然后拿出手动推子，冰凉的金属贴上他后颈的皮肤时，我能感觉到他轻轻颤了一下。

推子“咔嚓、咔嚓”地响，在寂静的院子里显得格外刺耳。

一绺绺黑色的、带着油垢的头发掉下来，落在灰色的水泥地上。

我们俩谁都没说话。

我觉得这沉默比任何声音都让人窒息。

“师傅，贵姓？”他突然开口。

“免贵，姓陈。”

“陈师傅，多大年纪了？”

“二十二。”

“好年纪。”他感叹了一句，然后又沉默了。

推完了两边和后脑勺，我换上剪刀，开始修理头顶的头发。

剪刀“唰唰”的声音，比推子柔和一些。

“陈师傅，结婚了没？”他又问。

“没……没呢。”

“得抓紧啊。”他说，“有个家，人才有个根。”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只能“嗯”了一声。

“我也有个家。”他幽幽地说，像是说给我听，又像是在说给自己听，“可惜，回不去了。”

我的手一顿。

“家在北山镇，陈师傅，你知道吗？”

“知道，离县城三十多里地。”

“对，就是那儿。”他说，“我家祖上，是地主。”

这话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好成分。

“后来，都败光了。”他自嘲地笑了笑，“到我这一辈，就剩几间破祖屋，还有后山的一块祖坟地了。”

我专心剪着头发，没敢搭腔。这些话，不是我该听的。

“陈师傅，你信命吗？”

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一个剃头匠，哪懂什么命不命的。

“不知道。”我老实回答。

“我信。”他说，“我这辈子，就是个穷命。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注定了。”

“一辈子没见过什么大钱，到头来，临死了，反倒想起来一件事。”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了，几乎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

“陈师傅，我告诉你个秘密，你可别说出去。”

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

我不想听什么秘密。特别是，一个死刑犯的秘密。

“我……我嘴不严，您还是别说了。”我几乎是哀求。

他却像是没听见，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我家那块祖坟地，其实是个宝地。”

“我太爷爷那辈，有远见。那时候乱，他们怕家产保不住，就把最值钱的东西，一箱金条，偷偷埋了。”

“没埋在别处，就埋在祖坟里。”

我的剪刀停在了半空中。

金条？

这两个字像是有魔力，一下子就钻进了我的脑子。

“不可能……吧？”我结结巴巴地说。

“为什么不可能？”他反问，“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谁会去挖别人家的祖坟？”

他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那……那你们家后人怎么不……”

“没人知道。”他打断我，“单传。传到我爷爷，他胆子小，守着秘密不敢动。传到我爹，他……他没等到告诉我，就得病死了。”

“那您是怎么知道的？”我忍不住追问。

“我爹临死前，把我叫到床边，那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他就在我手心上，一遍一遍地画。”

“画什么？”

“画了个‘金’字，又指了指后山的方向。”

“就……就这么点线索？”我有点失望。

“后来我懂了。”他说，“我爹一辈子老实巴交，除了那块祖坟地，他哪儿也不会去。我小时候，每年清明，他都带我去上坟。他总会对着我太爷爷的那个坟头发呆，一待就是半天。”

“我太爷爷的坟，跟别的坟不一样。坟头上，长着一棵歪脖子榆树。”

歪脖子榆树。

这个意象很具体，我脑子里立刻就有了画面。

“他……他没告诉你具体埋在哪儿？”

“没来得及。”他叹了口气，“不过，我猜，应该就在那棵树底下。”

“那你……你怎么自己不去挖？”我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他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才苦笑了一声：“我倒是想。可我这辈子，不是在穷里打滚，就是在外面躲事。等我想起这事，想回去安安生生过日子的时候……已经晚了。”

他没说他犯了什么事，我也不敢问。

“陈师傅，我活不了几天了。”他的声音里透着一股绝望，但又夹杂着一丝奇怪的期待，“这事儿，烂在肚子里，我不甘心。”

“我没亲人了，老婆跟人跑了，也没个一儿半女。这笔财，就当是便宜外人了。”

“你是个好人，陈师傅。手艺好，心也善。”

他居然说我心善。

“我告诉你这个，没别的意思。信不셔信，挖不挖，都在你。”

“你要是挖到了，别忘了，每年清明，去我太爷爷的坟上，给我烧柱香。也给我烧一柱。”

“你要是觉得我是胡说八道，就当听了个故事，出了这个门，就忘了它。”

头发剪完了。

我拿出刮脸刀，准备给他刮脸。

刀片很薄，很锋利。我用拇指试了试刀锋，然后在他满是胡茬的下巴上涂满剃须膏的泡沫。

我的手，开始抖。

抖得厉害。

我眼前这个人，脖子就在我的刀下。我只要轻轻一划……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赶紧稳住心神，把所有杂念都赶出脑子。

我是一个剃头匠。

我的工作，是让他的脸变得干净。

刀锋划过皮肤，发出“嘶嘶”的轻响。泡沫和胡茬一起被刮掉，露出青白色的皮肤。

他的喉结，因为紧张，上下滚动了一下。

我能感觉到，他也在怕。

刮完脸，我用热毛巾给他敷上，擦干净。

镜子里，出现了一张全新的脸。

干净，清爽，甚至可以说有点陌生。除了那双过于明亮的眼睛，几乎看不出这是一个即将赴死的囚犯。

“好了。”我说。

他通过我手里的小镜子，看着自己。

看了很久。

“谢谢你，陈师傅。”他郑重其事地说。

“手艺人，应该的。”

我收拾好工具，准备离开。

走到院子门口，他又叫住了我。

“陈师傅。”

我回头。

“那棵歪脖子榆树，朝南的第三根树杈，底下有个鸟窝。是喜鹊搭的。”

“我小时候，总想去掏，我爹不让。他说，喜鹊是报喜的鸟。”

我愣住了。

这句话，像是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心中那把叫“怀疑”的锁。

歪脖子榆树，可以说是个巧合。

但一个只有他和他爹知道的鸟窝，不可能也是编的。

这太具体了。

具体得让人无法不信。

走出看守所的大门，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王建国把那二十块钱塞到我手里，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几句“辛苦了”之类的客套话。

我捏着那几张热乎乎的钞票，脑子里却一片空白。

我怎么回的家，都记不清了。

只记得，那天下午，我破天荒地给自己烫了一壶酒，就着一碟花生米，自斟自饮。

酒很辣，烧得我喉咙疼。

可我脑子里，反反复复就那么几句话。

“一箱金条。”

“歪脖子榆树。”

“喜鹊窝。”

接下来几天，我跟丢了魂一样。

给客人理发，好几次差点剪到人家耳朵。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和那棵歪脖子榆树。

金条。

在1988年，那是什么概念？

我这家小理发店，从早忙到晚，一个月下来，刨去吃喝，也就剩下三十来块。

一箱金条，够我活几辈子了？

我可以把这个破店盘出去，去省城，去广州，去那些挂历上印着的地方。

我可以买彩电，买冰箱，买摩托车。

我可以娶一个像挂历上那个港星一样漂亮的老婆。

这个念头，像是一颗毒草，在我心里疯狂地生长，根须越扎越深，很快就盘踞了我整个心脏。

可是，去挖人家的祖坟？

这事儿，太损阴德了。

而且，那地方是坟地。大晚上的，别说挖坟了，就是从那儿路过，都够人喝一壶的。

万一，那人是骗我的呢？他就是临死前，想找个人开个恶毒的玩笑。

我去了，吭哧吭哧挖了半天，结果啥也没有。那我不就成了全天下最大的傻子？

万一，被人发现了呢？

偷挖坟墓，这罪名可不小。搞不好，我也得进去，剃一个“劳改头”。

我就这样，在“挖”和“不挖”之间，来回煎熬。

白天，我觉得那是个陷阱，是个诅咒。

到了晚上，那箱金条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金灿灿的，沉甸甸的。

一个星期后，我在县委门口的公告栏上，看到了一张新贴的布告。

一张判决布告。

最上面，那个人的名字，用红色的墨水，画了一个大大的叉。

戚为民。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他“走”了。

带着他所有的故事，所有的罪恶，所有的不甘心，化成了一缕青烟。

现在，知道那个秘密的，全天下，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这个认知，像是一块巨石，狠狠地砸在我心上。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去。

不管是不是骗局，不管有没有危险。

我必须去。

不然，这个秘密会像一条毒蛇，缠我一辈子，直到把我活活憋死。

去北山镇，得坐长途车。

我跟街坊说，去外地走个亲戚。然后把理发店的门一锁，带上我所有的家当——其实也就几十块钱，还有一把工兵铲。

那把铲子，是我从一个收废品的老头那儿买的。为了不引人注意，我还特意用麻袋把它包了起来。

长途车上，一路颠簸。车里挤满了人，空气中混合着汗味、烟味和方便面的味道。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一片茫然。

我不知道我这次去，会是什么结果。

也许是发一笔横财，从此改变命运。

也许是扑个空，灰溜溜地回来，继续做我的剃头匠。

也许……是回不来了。

到了北山镇，天已经快黑了。

这是个典型的北方小镇，一条主街，两边是些低矮的砖瓦房。街上人不多，显得很冷清。

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五块钱一宿，房间里只有一张板床，一股浓浓的霉味。

我跟旅馆老板打听戚家祖坟的位置。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很健谈。

“戚家？哪个戚家？”

“就是……以前的地主，后来败落了的那个。”

“哦——”老板拉长了调子，“你说的是戚老四家啊。他家早就没人了。”

“他家那个小子，叫戚为民的，前些年不是在外面犯事了嘛，听说……‘吃枪子儿’了。”老板做了个手势。

我点点头，装作不经意地问：“那他家的祖坟，还在吗？”

“在呢，怎么不在。就在镇子北边的卧龙坡上，好大一片地。他家祖上阔过，坟修得气派。”

“卧龙坡？”

“对，你出了镇子，一直往北走，看见一片乱石岗，那就是了。”

我又问：“那……坡上是不是有很多树？”

“树？”老板想了想，“是有几棵。不过那地方邪性，平时没人去。你问这个干嘛？”

“没……没什么，就是好奇。”我赶紧岔开话题。

那一晚，我几乎没合眼。

我把工兵铲从麻袋里拿出来，反复摩挲着冰冷的铁器。

我计划好了，等到后半夜，人都睡熟了，我就出发。

凌晨两点，我悄悄地离开了旅馆。

外面没有月亮，天黑得像泼了墨。我只带了一个手电筒，光柱在黑暗里，显得格外微弱。

镇子很小，没几步就走到了头。

往北，是一条土路，坑坑洼洼。路两边是黑黢漆的庄稼地，风一吹，玉米秆子“沙沙”作响，像是无数个人在低语。

我心里发毛，只能把工兵铲抱得更紧了些。

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我看到了老板说的那片乱石岗。

那就是卧龙坡。

坡不高，但很荒凉。怪石嶙峋，杂草丛生。

坟包一个挨着一个，在手电筒的光下，那些墓碑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张牙舞爪的，像是一个个从地底下爬出来的鬼。

我咽了口唾沫，打开手电，开始寻找。

“歪脖子榆树。”

我在坟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脚下不时会踩到一些纸钱的灰烬，或是燃尽的香根。

风越来越大，吹得我后背发凉。

我感觉，黑暗里，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

我几乎想掉头就跑。

但“金条”两个字，又把我死死地钉在了原地。

找了大概十几分钟，我的手电光，终于定格在了一棵树上。

那是一棵老榆树，长在一个最大的坟包上。树干不粗，但长得极为扭曲，像是被人拧过一样，歪向一边。

歪脖子榆树。

找到了。

我的心，“咚咚咚”地狂跳起来，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慢慢地走过去。

那个坟包，比周围的都要大，一看就是主坟。墓碑已经风化得很严重了，字迹模糊不清。

我举着手电，照向那棵树的南边。

“朝南的第三根树杈。”

我仰着头，仔细地数着。

一，二，三。

第三根树杈，不粗不细，斜斜地伸出来。

在树杈的根部，我看到了一个黑乎乎的、乱糟糟的东西。

鸟窝。

是那个喜鹊窝！

那一瞬间，我全身的血都涌上了头顶。

是真的！

他说的，全都是真的！

我不再犹豫，扔掉手电，从麻袋里抽出工兵铲。

“对不住了，老太爷。”我对着坟包，拜了三拜，“我也是逼不得已。拿了东西，我一定给您重修坟墓，给您多烧纸钱。”

说完，我便在那棵歪脖-子榆树底下，开始挖。

泥土很硬，混着草根和石子。

工兵铲和石子碰撞，发出“当啷、当啷”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传出老远。

我怕被人听见，只能放慢了动作，尽量不发出声音。

挖了没多久，我就一身的汗。

紧张，兴奋，还有恐惧，交织在一起，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不敢停，只能机械地，一下一下地挖着。

不知道挖了多久，我的胳

“当”的一声。

铲子像是碰到了什么硬物。

不是石头。

那是一种沉闷的、带着金属回音的声音。

我浑身一震，扔掉铲子，趴在坑边，用手去刨。

泥土下面，露出了一个黑色的角。

是木头的。

一个箱子！

我疯了一样，用手扒开周围的泥土。

很快，一个长方形的木箱，完整地呈现在我面前。

箱子不大，大概半米长，三十厘米宽。上面没有锁，只有一个铜制的搭扣，已经锈得不成样子。

我的手颤抖着，去掰那个搭扣。

搭扣很脆，我没用多大力气，就把它掰断了。

我深吸一口气，把箱盖，慢慢地，掀了开来。

没有想象中金光四射的场面。

箱子里，没有金条。

连一块铜板都没有。

只有一堆码得整整齐齐的……书。

或者说，是账本。

线装的，封面是蓝色的，已经泛黄，发脆。

我愣住了。

怎么会是书？

金条呢？说好的一箱金条呢？

难道，他真的只是在耍我？

我不甘心，把里面的账本一本一本拿出来。

一共十二本。

我把箱子翻过来，倒了倒，除了几只被惊扰的虫子，什么都没有。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空了。

夜风吹过，我只觉得冷，从里到外的冷。

我像个傻子。

一个被死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天大的傻子。

我看着那个空箱子，和那堆破账本，一股无名火“噌”地就冒了上来。

我想骂人，想把这些破烂玩意儿全都撕碎，再扔回坑里。

可我没有。

我只是呆呆地坐着，看着东方，天边已经开始泛起一丝鱼肚白。

天快亮了。

我不能再待在这里。

我把那些账本胡乱塞回箱子，把坑填好，又在上面铺了些杂草，尽量恢复原样。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许，是不想让别人发现，这里曾经被一个傻子挖开过。

我抱着那个沉甸甸的木箱，像个游魂一样，回到了小旅馆。

老板还没起。

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点上一根烟，看着那个木箱发呆。

金条的梦，碎了。

碎得一塌糊涂。

我折腾了这么久，担惊受怕，就换来一箱没人要的破账本。

我不死心，拿出其中一本，翻了开来。

纸很脆，我得小心翼翼的。

上面全是毛笔字，蝇头小楷，密密麻麻。

记录的都是一些流水账。

“光绪十年，三月，购入良田三十亩，计白银二百两。”

“光绪十一年，七月，周记米铺分红，得一百五十两。”

……

我看不懂这些，也提不起兴趣。

我把十二本账本，一本一本地翻。

希望能从里面，找到夹藏的银票，或者是一张藏宝图什么的。

结果，什么都没有。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在最后一本账本的最后一页，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字。

字迹很潦草，像是用钢笔写的，跟前面的毛笔字截然不同。

“民国三十七年，冬。大厦将倾，家国飘摇。金珠玉器，皆为浮云。唯留此薄记，以证家业百年，清清白白。戚家子孙，若有见者，当以耕读传家，切记，切记。”

后面，是一个鲜红的指印。

这段话，像是一盆冷水，从我头顶浇了下来。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戚家的祖先，根本没有埋什么金条。

他埋下的，是戚家百年的家史，一个“清白”的证明。

他希望后人看到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家族的根。

那戚为民，为什么要骗我？

他为什么要编一个金条的谎言？

难道，他自己也没看过这些账本，只是凭着他爹的一个手势，就以为祖坟里埋着金子？

还是……他其实知道真相？

他知道里面没有金条，他只是想找个人，把这些他自己无法取出的东西，挖出来，让它们重见天日？

他怕这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烂在地下。

他怕戚家的故事，就这么断了。

所以，他需要一个诱饵。

一个足够大的，能让人不顾一切，甚至不惜去挖坟掘墓的诱饵。

这个诱饵，就是“金条”。

我就是那条被诱饵钓上钩的，愚蠢的鱼。

想明白这一切，我突然不生气了。

甚至，有点想笑。

笑自己的贪婪，笑自己的愚蠢。

也笑那个素未谋面的戚家先人，和那个刚刚“走”了的戚为民。

这两个人，一个埋，一个骗，隔了几十年，合伙给我这个剃头匠，上了一堂课。

我把那箱账本，重新包好，藏在床底下。

然后，我走出了旅馆，在镇上唯一的小饭馆，点了一盘炒鸡蛋，一盘花生米，二两白酒。

我吃得很慢。

那是我这辈子，吃得最踏实的一顿饭。

从北山镇回来，我又做回了我的剃头匠陈寿。

每天开门，扫地，给客人剃头，刮脸。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波澜不惊。

那箱账本，被我藏在了理发店阁楼最深处的一个木箱子里，再也没打开过。

金条的梦，我也不再做了。

我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大病初愈的梦，梦里光怪陆离，醒来一身冷汗，但人，却清醒了不少。

我开始觉得，守着这个小铺子，听着收音机里的评书，闻着空气里洗发水的廉价香味，也挺好。

至少，踏实。

我以为，这件事，就会像一块扔进水里的石头，泛起一阵涟漪后，就沉入水底，再也无人问津。

直到半年后的一天。

那天，也是个下午。

铺子里来了个不速之客。

一个女人。

大概三十岁左右，穿着一身在当时看来很时髦的连衣裙，头发烫成了大波浪。

但她的脸色很憔悴，眼睛红肿，像是刚哭过。

“请问，您是陈寿，陈师傅吗？”她开口，声音有点沙哑。

“是我，您是？”

“我……我姓戚。”她说。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叫戚小兰。”

戚为民，戚小兰。

“我是戚为民的……妹妹。”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抖了一下。

她怎么会找来？

“你……你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哥，他……他走了。”戚小兰的眼圈又红了，“走之前，他托人给我带了句话。”

“他说，他最后的头发，是一个姓陈的师傅给理的。”

“他还说，你是个好人。”

我沉默着，心里翻江倒海。

“他……他还说了什么？”我试探着问。

“他说，他给你添麻烦了。”戚小兰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小布包，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这是我哥，在里面劳动，攒下的一点钱。他说，一定要我亲手交给你，就当是……赔罪。”

我打开那个布包。

里面，是一沓零零碎碎的毛票，最大面额的，是一块。

加起来，可能还不到十块钱。

但是，那是我这辈子，收过的，最烫手的钱。

“我哥他还说……”戚小兰欲言又止。

“他说什么？”

“他说，他跟你开了一个玩笑。”戚小兰的眼神，有些躲闪，“那个关于……金条的玩笑。”

“他让我告诉你，别当真。”

“他说，他就是临死前，想找个人说说话。他这辈子，没交过什么朋友。”

我看着她，突然明白了。

戚为民，这个心思缜密的男人，他算到了一切。

他算到我会去挖。

他也算到我挖出来之后，会是什么反应。

他甚至算到了，我会把那些账本，好好地保存起来。

他让他的妹妹来找我，不是为了“赔罪”。

他是为了，确认。

确认我这个人，值不值得他托付。

确认我，会不会因为一个破灭的黄金梦，而把那些账本付之一炬。

“那……那些东西，”我犹豫了很久，才开口，“很重要吗？”

戚小兰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那是我们戚家，最后的念想了。”她哽咽着说。

“我哥他……他不是坏人。”

“他杀的那个人，是我们厂的厂长。那个，他……他欺负我……”

“我哥找他去理论，结果，失手把他给……”

“厂长家有权有势，硬是给我哥定了-个抢劫杀人。”

“我哥是为了我。他怕说出真相，我的名声就毁了，这辈子都嫁不出去。所以，他一个人，把所有事都扛了下来。”

“他被抓走后，我怕得要死，一个人偷偷跑到了南方。”

“等我再回来，他已经……”

戚小兰趴在桌子上，哭得泣不成声。

我默默地递给她一张毛巾。

所有的谜团，在这一刻，都解开了。

戚为民，他不是为了什么家族的百年清白。

他也不是为了什么狗屁的传家之宝。

他只是想，把他姐姐用命换来的、关于“真相”的证据，从那个他永远无法靠近的祖坟里，取出来。

他想让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被冤枉的。

知道他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而是一个为了保护妹妹，失手杀人的哥哥。

而那个被选中的人，就是我。

一个跟他只有一面之缘的，剃头匠。

或许，在那天下午，在我专心为他剪头发，为他刮脸的时候，他从我身上，看到了一丝他可以信任的东西。

比如，专注。

比如，老实。

“东西……还在我这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

戚小兰猛地抬起头，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

“你……你真的……”

“你等一下。”

我踩着吱吱呀呀的楼梯，上了阁楼。

在角落的木箱里，我取出了那个蒙尘的，装载着一个家族百年历史和一个男人最后尊严的箱子。

我把它抱下来，放在戚小兰面前。

“你哥，他不是开玩笑。”我说，“他说的，都是真的。”

“这里面，没有金条。”

“但比金条，要贵重得多。”

戚小兰的手，颤抖着抚摸着那个箱子，就像在抚摸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

她没有打开。

她只是抱着它，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谢谢你，陈师傅，谢谢你。”

她走的时候，把那个装钱的布包，留下了。

我没有拒绝。

后来，戚小兰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听说，她带着她哥的骨灰，和那个箱子，离开了这个让她伤心的小城，去了很远的地方。

也许是南方，也许是更远。

日子，还在继续。

我的理发店，依然叫“新风”。

我依然每天给形形色-色的人剃头，听着他们的家长里短，婚丧嫁娶。

只是，我多了一个习惯。

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偷偷坐车去一趟北山镇。

在卧龙坡上，找到那棵歪脖子榆树。

在那个已经被我填平的坑前，点三支香，烧一沓纸。

一沓，给戚家的列祖列宗。

一沓，给那个叫戚为民的男人。

我不知道，他算不算是个好人。

但在我心里，他是个爷们儿。

他用他的死，他的骗局，他的智慧，守护了他最想守护的东西。

也彻底改变了我这个剃头匠的一生。

他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真的比金条更贵重。

比如，承诺。

比如，真相。

比如，一个男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想要守住的，那点可怜的，人的尊严。

岁月流转，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

我也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新风理发店”早就拆了，变成了宽阔的马路。

我也退休了，每天就提着鸟笼，在公园里跟一帮老头子下棋，吹牛。

那个关于金条和死刑犯的故事，我把它埋在了心里，烂在了肚子里。

再也没有对第二个人说起过。

有时候，午夜梦回，我还会想起1988年的那个下午。

看守所里，寂静的院子，掉光了叶子的老槐树。

还有那个男人，坐在椅子上，平静地对我说：

“理精神点就行。”

我就会从梦中醒来，摸一摸自己那颗已经有点秃的脑袋，然后笑一笑。

精神点。

是啊，人活一辈子，活的，可不就是一个精神头么。

至于有没有金条，那又算个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