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给一个死刑犯送信，他家人给了我一个地址，里面全是黄金

八八年，我二十二岁，在邮局骑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送信。

那是个秋天，风里卷着砂子，刮在脸上生疼。

我们片儿区的头儿，老张，嘬着牙花子把我叫到一边，塞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没封口，也没贴邮票，就这么敞着。

“小王，跑个腿儿。”老张压低了声音，跟做贼似的，“城西，火柴厂的家属院，把这个给一个叫梁秀英的。”

我掂了掂，就一张纸，轻飘飘的。

“这不合规矩啊张哥，”我说，“没邮票，地址也写得不清不楚的。”

“规矩？”老张眼皮一翻，“让你去你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

他凑过来，声音更低了，“看守所里托出来的，一个快‘吃枪子儿’的，给他妈的最后一封信。”

我心里咯噔一下。

吃枪子儿的。

这三个字像三块冰，一下子把我心里那点儿不情不愿给浇灭了。

我捏着信封，感觉那张薄薄的纸，突然有了千斤重。

“送到了，人家里头……会给你点儿好处。”老张拍拍我的肩，眼神复杂，“就当……积德了。”

我没再说话，把信揣进怀里，蹬上我那辆破车，链条“哗啦哗-啦”地唱着挽歌。

火柴厂的家属院，筒子楼，灰扑扑的，像一排没睡醒的巨兽。

楼道里一股子腌菜和劣质煤球混合的味儿，呛得人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找到了那家，门上连个门牌号都没有，就用粉笔画了个歪歪扭扭的“7”。

我敲了敲门，半天，门才“吱呀”一声，开了一道缝。

一个老太太，头发花白，眼睛肿得像桃子，满是血丝。

“你找谁？”她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我……我送信。”我把信掏出来。

她看到那个牛皮纸信封，浑身一抖，像是被电了一下。

她一把夺过信，手抖得不成样子，几乎要抓不住。

她没看信，就那么死死地盯着我，浑浊的眼睛里突然亮了一下，又迅速暗下去。

“他……他还说啥了？”

“没，没了。”我赶紧说，“我就是个送信的。”

屋里传来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冷得像冰碴子，“妈，让他进来。”

门全开了。

屋里很暗，拉着厚窗帘。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男的，坐在桌子后面，脸隐在阴影里，只看得到一个轮廓，手里夹着烟，火星一明一暗。

老太太把我让进去，手足无措地给我倒了杯水。

那杯子，搪瓷的，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磕掉了好几块瓷。

“小同志，喝水。”

我没敢喝。

那个男的站了起来，很高，很瘦，像一根竹竿。

他走到我面前，一股浓烈的烟味儿。

“信，你看了？”他问。

“没有！绝对没有！”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这是纪律。”

他“呵”地笑了一声，听不出是嘲讽还是什么。

“我叫阿军，”他说，“那是我哥。”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干巴巴地点点头。

老太太已经在一旁，背对着我们，肩膀一抽一抽的，压抑的哭声像小猫在挠。

信纸在她手里，被攥得变了形。

阿军没管他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递给我。

“这个，给你的。”

我接过来，以为是钱。

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送信跑腿的“好处费”，有个三块五块，都算巨款了。

我捏了捏，不对，是张硬纸。

我展开一看，上面就一行字。

一个地址。

“南关，鸽子胡同，甲十三号。”

我愣了。

“这……”

“我哥说的，这是给你的报酬。”阿军说，眼睛在昏暗里，像狼，“他说，你是个好人，这是你应得的。”

我彻底蒙了。

给我一个地址算什么报酬？

我宁愿要五块钱。

“我……”我还想说什么，阿-军打断了我。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下了逐客令，然后扶住他妈的肩膀，“妈，别哭了，哥说让我们好好活着。”

我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出了门。

门在我身后“砰”地一声关上。

楼道里的腌菜味儿好像更浓了。

我捏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站在风里，感觉自己像个傻子。

什么玩意儿？

积德？报酬？

一个快死的人，跟他那个像冰块一样的弟弟，还有一个只会哭的老娘，演的这是哪一出？

我越想越气，把那纸条揉成一团，想扔了。

手举到一半，又停住了。

万一呢？

万一……这不是个玩笑呢？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藤蔓一样，死死缠住了我的心脏。

鸽子胡同，我知道那个地方。

那是南关最乱最破的一片儿，早就说要拆，一直没动静。

那里住的，都是些“老炮儿”，“下九流”，正经人谁去那儿啊。

我把纸团重新展开，抚平，揣回兜里。

接下来的两天，我魂不守舍。

送出去的信，有好几封都送错了地址，被居民指着鼻子骂。

老张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不对劲。

“小王，你小子是不是谈恋爱了？丢了魂儿似的。”

我只能嘿嘿傻笑。

我满脑子都是那个地址。

鸽子胡同，甲十三号。

那里到底有什么？

是陷阱？还是……

我不敢再往下想。

终于，我熬不住了。

那是个周六，我休息。

我换了一身最破的衣裳，灰头土脸的，看着就像那一带的人。

我没骑车，走路过去的。

离鸽子胡同还有一里地，路上的气味儿就变了。

不再是家属院的煤球味儿，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带着霉味、臭水沟味、还有若有若无的尿骚味的混合体。

鸽子胡同，比我想象的还要破。

路是土路，坑坑洼洼。两边的房子东倒西歪，墙皮大块大块地脱落，露出里面的夯土。

几个半大孩子在泥地里打滚，浑身是泥，看见我这个生人，都停下来，用一种野狗似的眼神看我。

我心跳得厉害，手心里全是汗。

我找到了甲十三号。

那不是个院子，就是一间孤零零的破屋，门板都斜了，用一根铁丝拴着。

窗户玻璃全碎了，用报纸糊着，风一吹，“呼啦呼啦”地响。

这地方，能有什么？

我感觉自己被耍了。

我是个天字第一号大傻瓜。

我转身就想走。

可脚下像生了根。

来都来了。

我咽了口唾沫，给自己壮胆。

我扯开铁丝，推开那扇斜着的门。

一股巨大的霉味和灰尘扑面而来，呛得我直咳嗽。

屋里几乎是空的。

一张破桌子，一条腿儿断了，用砖头垫着。

一口看不出颜色的破锅。

墙角，是一堆……煤。

我愣住了。

就这？

我不死心，在屋里转了一圈。

地上是夯土地，踩上去噗噗冒灰。

墙是土墙，我敲了敲，是实的。

我甚至把那口破锅都掀起来看了看，里面啥也没有。

我彻底绝望了。

我一屁股坐在那堆煤上，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我对着空气骂。

“妈的，疯子，一家子都是疯子！”

手无意中往煤堆里插了一下。

嗯？

手感不对。

不是煤块那种粗糙、硌手的感觉。

是一种……很光滑，很沉，还带着一丝冰凉的触感。

我的心脏“咯噔”一下，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

我疯了一样，用双手往煤堆里刨。

黑色的煤灰呛得我眼泪鼻涕直流，但我什么都顾不上了。

很快，我刨到了那个东西。

那不是一个。

是一排。

它们被油布包着，码得整整齐齐，埋在煤堆的最底下。

我颤抖着手，解开油布。

一道黄澄澄的光，瞬间刺痛了我的眼睛。

金子。

满满一油布包的金条。

小黄鱼。

整整齐齐，像一窝正在冬眠的黄鳝，安静地躺在那里。

我“扑通”一声，跪下了。

不是累，是腿软。

我这辈子，别说见过，听都没听说过这么多金子。

八十年代，万元户就是天上的星星了。

而我眼前这些……

这些得值多少个万元户？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伸出手，想摸一下，又闪电般缩回来。

我怕。

我怕这是个梦。

或者，是个更可怕的陷e阱。

我坐在那堆冰冷的煤块上，对着一堆更冰冷的金条，从中午一直坐到太阳下山。

天黑了，屋里伸手不见五指。

只有那包金子，好像还在散发着幽幽的光。

我该怎么办？

报警？

我立马否定了这个想法。

我怎么解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怎么解释这包金子的来路？

一个死刑犯，一堆来路不明的金子。

我怕我不仅得不到表扬，还得把自己搭进去。

带走？

怎么带？

这么一大包，少说也有几十斤。

我一个人，怎么运出去？

就算运出去了，藏哪儿？

我那个家，就一间小屋，我妈天天翻箱倒柜，藏根针都能给你找出来。

我感觉自己不是找到了宝藏，而是抱着一个马上要爆炸的炸弹。

汗水把我的后背都湿透了。

不行。

不能就这么放着。

我咬了咬牙，做了一个决定。

我从里面，拿了一根。

就一根。

我把它揣在最里面的内衣口袋里，贴着肉。

那根小黄鱼，又冰又硬，硌得我心口疼。

剩下的，我用油布重新包好，按照原来的样子，仔仔细-细地埋进煤堆里。

我还从外面弄了些烂树叶和垃圾，撒在上面，伪装成很久没人动的样子。

做完这一切，我像虚脱了一样，靠在墙上喘粗气。

我逃也似的离开了鸽子胡同。

一路上，我感觉每个人都在看我。

扫地的大妈，路边下棋的老头，甚至那几只追逐打闹的野狗。

我感觉我的内衣口袋在发光，把我的整个人都照亮了。

回到家，我把自己反锁在屋里。

我把那根小黄鱼掏出来，放在手心。

灯光下，它发出一种妖异又迷人的光。

是真的吗？

我凑上去，用牙咬了一下。

一道清晰的牙印。

很软。

我听说过，真金不怕火炼，而且很软。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接下来几天，我活在双重世界里。

白天，我还是那个骑着破车送信的邮递员小王，唯唯诺诺，老实巴交。

晚上，我把自己锁在屋里，反复地摩挲那根小黄鱼，幻想着它能带来的未来。

买大房子，买彩电，买冰箱，娶我们邮局最漂亮的那个女分拣员，小红。

可幻想之后，是更深的恐惧。

我不敢去动用这根金条。

八十年代，你一个普通邮递员，突然拿出一根金条去换钱？

你信不信，不出半天，派出所就得来请你喝茶。

这根金条，成了我甜蜜的酷刑。

我瘦了。

飞快地瘦。

眼窝深陷，脸色蜡黄。

老张又找我谈话了。

“小王，你小子是不是沾上不干净的东西了？”他一脸严肃，“我可跟你说，我们邮局是国家单位，你要是敢乱来……”

“没有没有，”我吓得魂飞魄散，“我……我就是……失恋了。”

我只能撒谎。

老张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失恋？就你？你看上谁了？”

“小……小红……”我把头埋得很低。

老张“噗嗤”一声笑了，“你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行了，赶紧调整好，别耽误工作。”

我逃过一劫。

但我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必须想办法，把这根金条，变成钱。

而且，是那种不会引人怀疑的钱。

我开始留意一些“道儿上”的消息。

我们片儿区有个混子，叫“大头”，据说手眼通天，什么都倒。

从粮票布票，到外汇券，再到一些更“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我决定找他试试。

我偷了我爸半包“大前门”，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堵住了刚从录像厅出来的大头。

“大头哥。”我点头哈腰。

大头斜着眼看我，“你谁啊？邮局的那个？找我干嘛？没钱看录像。”

“不是不是，”我把烟递上去，“有点小事，想请教您。”

他接过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

我赶紧掏出火柴，给他点上。

“说。”他吐出一个烟圈。

“哥，我……我手里头，有个小玩意儿，想……想换点儿钱。”我紧张得手心冒汗。

“小玩意儿？”大头来了兴趣，“什么玩意儿？偷的还是抢的？我可跟你说，犯法的事儿，我大头不沾。”

他嘴上这么说，眼睛里全是精光。

“不是不是，祖传的。”我胡诌道，“就是一个……小金锁。”

我没敢说实话。

“金锁？”大-头上下打量我，“你家？祖传？”

那眼神里的不屑，比刀子还伤人。

“拿出来我看看。”

“没……没带身上。”我说，“我就是想问问，这玩意儿，现在什么价？”

大头深深吸了一口烟，“那得看成色。要是足金，分量又足，价儿就高。要是K金，或者里面包了铜，那就不值钱了。”

“要是……足金呢？”

“足金啊……”他拖长了调子，“现在黑市上，一克，这个数。”

他伸出四个手指头。

“四十？”我心头一震。

“想什么美事儿呢，”大头嗤笑一声，“四块。爱卖不卖。”

四块！

我这根小黄鱼，一两，也就是五十克。

五十克，乘以四，才二百块钱。

我原以为，它至少值上千块。

巨大的失望，让我有点儿喘不过气。

“怎么？嫌少？”大头看穿了我的心思，“小兄弟，你以为金子是那么好出手的？这玩意儿烫手。也就是我，给你个活路。换了别人，不黑你一半，都算他有良心。”

我沉默了。

二百就二百。

二百块，也够我好几个月的工资了。

“那我……我改天拿来给您看？”

“行。记住，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大头拍了拍我的脸，那动作，像是在拍一条狗，“要是走漏了风声，小心你的皮。”

我点头如捣蒜。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

二百块，太少了。

我不甘心。

那可是一整包的金条啊。

如果都按这个价卖了，那得损失多少？

但是，不卖，它们就是一堆没用的死物，还会给我带来杀身之祸。

我辗转反侧，好几天没睡好。

我甚至做了个噩梦，梦见我抱着金子，被无数双没有脸的手拖进了深渊。

就在我快要下定决心，去找大头“贱卖”的时候，出事了。

阿军，那个死刑犯的弟弟，找到了我们邮局。

他没穿那天的黑衣服，换了件蓝色的工装，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看着像个正经的工人。

可他站在那里，整个邮局大厅的温度，都好像降了好几度。

他一眼就看到了我。

“王同志。”他朝我走过来。

我感觉自己的腿肚子在打转。

“你……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我哥……寄点儿东西。”他面无表情地说，“顺便，看看你。”

看我？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我挺好的。”

“是吗？”他盯着我的脸，“我怎么看你，好像瘦了不少？”

“最……最近胃口不好。”

“哦？”他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我还以为，你是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心里有鬼，睡不着觉呢。”

轰的一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知道了。

他果然知道了！

那个地址，从一开始就是个陷阱！

我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别紧张。”阿军凑到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那东西，本来就是给你的。”

“但是，你怎么用，是个问题。”

“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儿，估计还没想好怎么办吧？”

我绝望地点点头。

“跟我来。”

他转身就走。

我像个木偶一样，跟在他身后。

我们走到了邮局后面的一个死胡同。

“你是不是想找大头？”阿军突然问。

我浑身一激灵。

他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你……你跟踪我？”

“就你那点儿心思，还用跟踪？”阿-军不屑地撇撇嘴，“写在脸上了。”

“我告诉你，姓王的，你要是敢把那玩意儿拿到大头那儿去，你不仅一分钱拿不到，第二天，你的尸体就得被人从护城河里捞出来。”

我吓得腿都软了。

“为……为什么？”

“因为你蠢！”阿军恨铁不成钢地骂道，“大头是什么人？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儿！你拿着金子去找他，等于羊入虎口。”

“那……那我该怎么办？”我带着哭腔问。

这一刻，我感觉他不是来害我的，倒像是来救我的。

“我哥既然把东西留给你，就是信得过你。”阿-军的语气缓和了一点，“他说你是个好人，但没说你是个聪明人。”

“这笔钱，不是这么花的。”

“我问你，你想干什么？有了钱，你想干什么？”

“我……”我脑子里又浮现出小红的脸，“我想……过好日子。”

“好日子？”阿军冷笑，“什么是好日子？天天山珍海味？还是夜夜做新郎？”

“我告诉你，那不叫好日子，那叫找死。”

“这笔钱，要是用不好，就是催命符。”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上，猛吸了一口。

“我哥，就是例子。”

我愣住了。

“你哥……那些金子，是你哥的？”

“是，也不是。”阿-军的眼神变得悠远，充满了痛苦，“那是一笔……不义之财。”

“我哥年轻的时候，跟错了人，办了错事。这笔钱，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

“他本来想，用这笔钱，做点儿正经生意，让我妈过上好日子。”

“可他没那个命。”

“他进去之后，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这笔钱。”

“他怕我们母子俩守不住，被人吞了。”

“所以，他才想了这么一招，让你，一个外人，一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邮递员，去把东西拿出来。”

我的心，像是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

原来是这样。

我不是被耍了，我是被……选中了？

“他为什么……信得过我？”我忍不住问。

“因为那天你去送信，”阿-军说，“楼道里那么黑，那么乱，你一个年轻人，没有丝毫的不耐烦。我妈给你倒水，你没嫌杯子脏。”

“我哥说，能对一个陌生老太婆保持善意的人，坏不到哪儿去。”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那点儿微不足道的，装出来的礼貌，竟然成了一个死刑犯最后的信赖。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问阿-军，“那些东西，我……我拿着害怕。”

“怕就对了。”阿-军说，“拿着那笔钱不怕的人，离死也就不远了。”

“你听我的。”

“从今天起，你忘了那堆金子。该送信送信，该吃饭吃饭。”

“那根金条，你也别动。”

“等风声过去。”

“等……我哥‘上路’了，一切都尘埃落定了，我再来找你。”

“到时候，我告诉你，这笔钱，该怎么花。”

他掐灭了烟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记住，姓王的，从你拿了那个地址开始，你就不是一个人了。”

“你和我，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你想好好活着，就得听我的。”

说完，他转身，消失在胡同口。

我一个人站在原地，冷风吹过，我却出了一身的白毛汗。

阿军的出现，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最深的恐惧，却也给我指出了一条模糊的路。

我信他吗？

我好像……只能信他。

接下来的日子，我努力让自己回到正轨。

我把那根小-黄鱼，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塞在一个我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铁皮饼干盒里，藏在了床底下最深的角落。

我每天拼命地送信，让自己累到没有力气去想那些金子的事。

我开始主动跟同事说笑，甚至鼓起勇气，约了小红去看了一场电影。

电影是《红高粱》，小红看得脸红心跳，我却满脑子都是鸽子胡同那间破屋，和那堆埋在煤块下的黄澄澄的金条。

我感觉自己像个演员，在卖力地扮演一个叫“小王”的邮递员。

一个月后，消息传来。

阿军的哥哥，那个我素未谋面的死刑犯，被执行了。

那天，我特意骑车，绕到了火柴厂的家属院。

我看见那扇画着“7”的门上，贴了白色的挽联。

风吹过，挽联飘动，像两行无声的眼泪。

我没有停留，骑着车走了。

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一个生命，就这么没了。

而我，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却因为他的死，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又过了一个月，阿军来找我了。

还是在邮局后面的那个死胡同。

他比上次更瘦了，眼睛里的冰也更厚了。

“我哥走了。”他说，声音没有一丝波澜。

我点点头，“我……我听说了。”

“他走得很安详。”阿-军说，“他说，他这辈子，做错了很多事，唯一做对的，可能就是最后选了你。”

我的心又是一酸。

“别说这些了。”阿-军摆摆手，“说正事。”

“那些东西，还在吧？”

“在。”

“没人发现吧？”

“没有。”

“好。”他点点头，“现在，是时候让它们……活过来了。”

“怎么活？”我问。

“南下。”阿-军吐出两个字。

“南下？去哪儿？”

“广东。”

八十年代末，广东，那是个淘金者的天堂，也是个冒险家的乐园。

无数像我这样不甘于现状的年轻人，都做着“南下”的梦。

“去广东干什么？”

“做生意。”阿-军说，“八八年，风向早就变了。死守着那点儿死工资，一辈子都没出息。”

“用那笔钱，做正当生意，把它洗干净。”

“这，才是我哥真正的遗愿。”

我被他说得热血沸腾，但随即又被一盆冷水浇下。

“我……我不会做生意啊。”我苦着脸说，“我就会送信。”

“我教你。”阿-军说，“我以前，在南方待过几年。”

“我们两个，一起去。”

“你出本钱，我出力。”

“赚了钱，你七，我三。”

我愣住了。

我以为，他会把金子要回去。

或者，至少五五分。

“为什么……我七你三？”

“因为本钱是你的。”阿-军淡淡地说，“我哥说了，这是给你的报酬。我拿三成，是替我哥……看着你，别让你走上他的老路。”

他看着我，眼神无比诚恳。

“怎么样？姓王的，敢不敢……赌一把？”

我看着他，这个因为哥哥的死而迅速成熟起来的男人。

我心里很清楚，我没有别的选择。

靠我自己，我守不住那笔财富，只会被它吞噬。

跟着阿军，也许是一条险路，但至少，是一条活路。

“干了！”我咬着牙说。

我们的计划，缜密而大胆。

第一步，就是要把金子，安全地运到广东。

那可不是一根小黄鱼，是整整一包。

坐火车，肯定不行，安检过不去。

唯一的办法，就是开车。

可我们没有车。

“我有办法。”阿-军说。

几天后，阿军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一辆半旧的“解放”大卡车。

“单位的，报废了，我找人修好了。”他轻描淡写地说，“我跟领导说，拉一车我们北方的土特产，去南方试试销路。”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俩，像两只偷油的老鼠，溜进了鸽子胡同。

那间破屋，还是老样子。

当我们把那包沉甸甸的金条从煤堆里刨出来的时候，我的手还在抖。

阿军却很镇定。

他把金条，小心翼翼地，藏在了卡车驾驶室座位底下，一个特意改造过的夹层里。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出发了。

我辞了职。

老张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怪物。

“小王，你可想好了？铁饭碗，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点点头，“张哥，我想出去闯闯。”

“闯个屁！”老张骂道，“你小子，早晚得后悔！”

我没后悔。

坐在颠簸的卡车上，闻着呛人的柴油味，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物，我心里，第一次有了“自由”的感觉。

一路向南，晓行夜宿。

我们不敢住旅馆，就在车里凑合。

饿了，就啃干粮，渴了，就喝凉水。

越往南，天气越热，人心也好像越活泛。

我们看到了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的青年，听到了邓丽君甜得发腻的歌声。

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

在路上，阿军跟我讲了很多他哥哥的事。

他哥哥叫阿雄，从小就不安分，讲义气，能打架，是那一带有名的“孩子王”。

后来，认识了几个“道上”的朋友，开始“倒”一些紧俏物资，赚了第一桶金。

再后来，野心越来越大，开始接触一些更危险的生意。

那包金条，就是一次“黑吃黑”抢来的。

在那次火并中，阿雄为了救兄弟，失手杀了人。

他把金子藏好，然后去自首了。

他以为，自首能换来宽大处理。

可他错了。

八十年代，“严打”，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我哥不坏。”阿-军红着眼圈说，“他只是……太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了。”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能递给他一根烟。

半个月后，我们终于到了广东。

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混杂着海洋咸湿和金钱味道的燥热空气。

这里的楼更高，街上的车更多，人们的脚步也更快。

我们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

第一件事，就是处理那些“烫手”的金条。

阿军显然是早有准备。

他通过一个老乡，联系上了一个香港来的金商。

交易的地点，在一个废弃的码头仓库。

那天，阿军让我留在旅馆。

“你别去，你那张脸，一看就是老实人，容易出事。”他说，“我自己去。”

我不同意。

“我们说好的，一起。要死一起死。”

阿军看了我很久，最后点点头，“行。那你跟在我后面，别说话。”

仓库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电灯。

对方来了三个人，都穿着花衬衫，嘴里嚼着口香糖，一脸的桀骜不驯。

为首的那个，脖子上挂着一条小拇指粗的金链子。

“东西呢？”金链子问，一口的广式普通话。

阿军把那个油布包，放在地上，打开。

黄澄澄的光，把所有人的脸都映亮了。

那几个人的呼吸，明显变得粗重。

金链子走上前，拿起一根，用专业的工具又是称，又是烧，又是看。

“成色不错。”他点点头，“条子也正。”

“开个价吧。”阿-军说。

“一克，八块。”金链子说。

我心里一喜，比大头那个价，翻了一倍。

阿军却摇了摇头。

“老板，你这就没意思了。”他说，“香港那边的盘口，我不是不知道。足金，这个分量，一克最少十二块。”

金链子的脸色沉了下来，“后生仔，你很懂哦。”

“出来混，不懂一点，早就被人连骨头都吞了。”阿-J-un不卑不亢。

双方僵持住了。

空气紧张得像要滴出水来。

我攥紧了藏在袖子里的扳手，手心全是汗。

“好！”金链子突然笑了，“够胆！就冲你这份胆色，十二块！成交！”

我松了口气，感觉后背都湿了。

钱是现金。

一捆一捆的“大团结”，装了满满一个麻袋。

我们当场点了数。

没错。

金链子的人走了。

仓库里，只剩下我们俩，和一个装满了钱的麻袋。

我看着那麻袋，腿又开始软了。

“这就……完了？”

“早着呢。”阿-军说，“这只是第一步。”

“现在，我们有本钱了。”

我们把钱，分别存进了好几家银行。

那个年代，还没有联网，也没有身份-证实名制。

我们用编造的名字，开了好几个户头。

“接下来干什么？”我问阿-军，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离不开他了。

“开厂。”阿-军说，“做电子表。”

当时，电子表是最时髦的东西。

一块小小的塑料表，能显示时间日期，甚至还能发出“滴滴”的音乐声，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

而这些电子表的产地，大多是广东的一些小作坊。

“这玩意儿，成本低，利润高，市场大。”阿-军分析道，“我们有本钱，只要找到技术，就能干。”

“技术哪儿来？”

“买。”

阿军带着我，在深圳和东莞的工业区里转。

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前店后厂”。

一个几平米的小门脸，后面就是一个热火朝天的车间。

无数的电子元件，像流水一样，被一双双年轻的手，组装成一块块电子表，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我们找到了一家快要倒闭的香港电子厂，买下了他们整套的旧设备和技术图纸。

我们又租了一个厂房，招了第一批工人。

大多是和我们一样，从内地来淘金的年轻人。

我们的“王氏电子厂”，就这么开张了。

我成了“王厂长”。

可我知道，我就是个挂名的。

真正的主心骨，是阿军。

从采购原料，到生产管理，再到联系销路，全是他一个人在跑。

他好像永远不知道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他用超出他年龄的成熟和狠辣，在这个野蛮生长的市场里，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

我们的电子表，因为质量好，价格便宜，很快就打开了市场。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我们的财富，开始以一种我无法理解的速度，迅速膨胀。

一年后，我们换了更大的厂房，工人增加到了三百人。

我们不再是小作坊，而是成了那一带有名的电子厂。

我买了车，买了大哥大，成了别人眼中，衣锦还乡的“大老板”。

可我心里，却越来越空虚。

我每天出入各种酒会，饭局，跟各色人等称兄道弟，推杯换盏。

但我知道，那些都是假的。

他们看上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的钱。

我开始怀念，在邮局送信的日子。

虽然穷，但踏实。

我跟阿军说了我的想法。

他正在看一份财务报表，头也没抬。

“踏实？”他冷笑一声，“一个月几十块工资，被人呼来喝去，住着破房子，娶个老婆都费劲，那叫踏实？”

“姓王的，你是不是好日子过够了，忘了自己是谁了？”

“你忘了鸽子胡同那间破屋了？忘了那堆冰冷的煤块了？”

我被他问得哑口无言。

“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拿命换来的。”阿-军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是我哥的命，也是我们的命。”

“你以为，我们现在就安全了？”

“我告诉你，只要我们还在做这行，就一天都不能放松。”

“盯着我们的人，太多了。”

他说的是实话。

随着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麻烦也接踵而至。

有同行的恶意竞争，有地方势力的敲诈勒索，甚至，还有当年那批金条的“余孽”。

有一天，一个自称是阿雄“兄弟”的人，找到了厂里。

是个刀疤脸，一脸横肉。

“阿军是吧？我是你哥当年的拜把子兄弟，我叫豹哥。”

“那批货，是我们大家一起搞来的。你哥一个人吞了，不仗义吧？”

“现在他走了，这笔账，是不是该算算了？”

阿军把他请到了办公室。

我紧张得要死。

阿军却很平静。

“豹哥，你说的那批货，我哥已经跟我交代过了。”

“他说，当年一起动手的兄弟，一共五个。”

“一个，当场就折了。”

“一个，拿了自己那份，去了香港，再也没消息。”

“还有一个，因为分赃不均，被你们自己人，沉了江。”

“就剩下你，和我哥。”

“我哥说，他拿的那份，是他应得的。他为了那批货，把命都搭上了。”

“你呢？豹哥。你当年，可是第一个跑的。”

刀疤脸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

“你……你胡说！”

“我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清楚。”阿-军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我哥说了，念在当年的情分上，你的那份，他替你留着。”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扔在桌上。

“这里是十万块。拿着钱，离开广东，永远别再回来。”

“不然，我不保证，当年沉江的故事，不会再发生一次。”

阿军的眼神，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寒流。

刀疤脸看着他，又看看那信封，最后，一把抓起钱，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看着阿军，感觉后背发凉。

这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火柴厂宿舍里，阴郁的少年了。

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心狠手辣的“枭雄”。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钱？”我问他。

“从我们开厂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该来的，总会来。”他说。

“那……那个沉江的……”

“当然是编的。”阿-军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疲惫，“对付这种人，你必须比他更狠。”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很陌生。

我们赚的钱越来越多，可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他沉浸在商业的博弈和厮杀中，乐此不疲。

而我，却像一个孤独的看客。

九十年代初，我们已经成了亿万富翁。

我们在深圳最贵的地段，买了别墅。

阿军把他母亲，梁秀英，从北方接了过来。

老太太还是那副愁苦的样子。

她住不惯别墅，吃不惯保姆做的粤菜。

她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坐在阳台上，看着远方，发呆。

她跟我说，她想念北方，想念家属院那股腌菜味儿。

“小王啊，”她说，“你说，我们费这么大劲，图个啥呢？”

我答不上来。

是啊，图个啥呢？

我开始频繁地给家里打电话。

我给我爸妈换了大房子，给他们买各种他们没见过的好东西。

可电话里，我妈总是小心翼翼地问，“儿子，你做的……是正经生意吧？可别犯法啊。”

每次听到这话，我的心，都像被针扎一样。

我开始厌倦这种生活。

我跟阿军提出，我想退出。

“我想回北方去。”我说，“钱，我拿走一部分，剩下的，都给你。这个厂，本来就是你撑起来的。”

阿军正在喝酒，一个人，喝很烈的威士忌。

他没看我。

“回去？回哪儿去？”

“回老家，做点儿小生意，或者……什么都不干，就这么过一辈子。”

“过一辈子？”阿-军转过头，眼睛通红，“姓王的，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我们这条船，上了，就下不去了。”

“你以为你拿着钱走了，就能安稳过日子？”

“我告诉你，你前脚走，后脚，就会有无数只狼，扑上来，把你的钱，你的骨头，都啃得干干净净。”

“只有我们在一起，这个厂子在，我们才是安全的。”

他的话，像一盆冰水，把我浇了个透心凉。

是啊。

我一个没根没底的暴发户，在别人眼里，就是一块会走路的肥肉。

我离不开阿军，离不开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