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陷入绝境毛泽东慷慨解囊，铁道游击队运来的1万两黄金

毛泽东与铁道游击队，一个在陕北延安直面绝境，一个在鲁南敌后浴血奋战，1942年那场跨越千里的黄金护送，让两个名字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紧紧相连。当毛泽东感慨“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时，铁道游击队用生命护送的1万两黄金，成了拯救延安的救命钱。

1940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彻底停发八路军军饷，还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日军也趁机加紧“扫荡”，在交通线密布据点，形成双重封锁。延安本就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1942年又遭遇水灾、雹灾等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严重。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老百姓宁愿物物交换也不愿使用，市场一片混乱。

当时的延安，日子难到了骨子里。中央机关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小米，还得掺着野菜、榆树皮充饥；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连办公用的纸张都极度匮乏。军委卫生部的报告更是触目惊心，前线伤员因为缺医少药，很多伤口感染后不治身亡。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直言“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那种绝境中的艰难，是后人难以想象的。而此时能打破封锁、换取急需物资的，只有黄金这种硬通货。

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胶东招远的玲珑金矿成了希望的源头。这座有着千年开采史的金矿，1939年被日军侵占，他们叫嚣着“宁失招远城，勿失玲珑矿”，在矿区周围修了7座炮楼，拉了密不透风的电网，把矿工当成“会喘气的工具”疯狂掠夺黄金。为了筹集“救命钱”，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玲珑采金局，组织矿工和武装队同日伪军展开夺金斗争。

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开采出的金粉揉进头发里、缝进衣角夹层，甚至藏在烧饼里，每天一点点带出矿区；矿外的武装队则伏击日军运金车队，一次次从日寇手里夺回黄金。就这样一点点攒、一次次夺，三年时间里，胶东军民硬是从日寇手里抠出了1万两黄金。1942年夏天，延安的急电传到山东分局，“速筹黄金”四个字，让山东分局毫不犹豫地决定，把这来之不易的全部家底送往陕北。

护送任务落到了鲁南铁道游击队肩上。这支以扒火车、炸铁轨闻名的队伍，这次要面对的是更凶险的挑战——从鲁南到延安，跨越千里路程，要突破数十道日伪封锁线，沿途日伪据点星罗棋布，津浦铁路更是被日军打造成“铁箍”，每两小时就有装甲车巡查，路基两侧500米内全是竹签。时任游击队负责人的刘金山、王志胜，把1万两黄金拆成30个帆布包，外层糊上肥皂箱、药材箱的商标，里层垫上棉花防震，还在微山湖的运输船上凿了暗格，将金包藏进船肋。

为了通过津浦铁路的封锁，游击队提前买通伪军小队长，用两箱烧鸡、三坛老白干换来了半小时的“真空时间”，队员们趁着夜色扛着黄金快速穿越铁轨。这趟护送任务是分段进行的，铁道游击队主要负责鲁南至微山湖段，之后由其他敌后武装接力护送。一路上，他们避开日军的“梳篦式扫荡”，与沿途据点的敌人周旋，不少队员为了引开追兵，带着黄金包冲向相反方向，再也没能回来。这支护送队还肩负着护送化名“胡服”的刘少奇前往延安的任务，双重责任让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最终这批黄金一两未失，顺利送达晋绥边区，再由当地部队护送至延安。

1943年初，这1万两黄金终于送到延安。按照当时的黑市比价，这些黄金能换3000万斤小米，足够边区党政军三万人吃一年，瞬间给绝境中的延安注入了生机。中央第一时间调拨一部分黄金给军委后勤部，通过秘密渠道从国统区和香港买回大批青霉素、奎宁等急需药品以及手术器械、X光机，前线伤员感染死亡的数量明显下降。

另一部分黄金被拨给边区银行作为准备金，持续贬值的边币终于止跌回稳，老百姓又愿意使用边币交易，边区金融秩序逐渐恢复。剩余的黄金通过晋绥贸易局换成了棉花、生铁和硫磺，冬天来临前，八路军战士都领到了新棉衣和布鞋，不用再靠单衣抵御陕北的严寒。还有部分黄金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从香港换回数台大功率电台，延安的呼号第一次直接传到了莫斯科，彻底打通了与外界的信息通道。

其实这1万两黄金只是缩影，整个抗战期间，胶东军民共筹集13万两黄金送往延安，相当于1943年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铁道游击队作为黄金护送的关键力量，与微湖大队、运河支队配合，在微山湖秘密交通线护送黄金过境，从未丢失过一两。那些把金粉藏进伤口、为护金牺牲的矿工和战士，那些在封锁线中用生命铺路的游击队员，他们或许没留下名字，却用忠诚和勇气撑起了革命的“钱袋子”。

毛泽东当年的感慨，是抗战最艰难时期的真实写照；铁道游击队的千里护金，是敌后军民与党中央同心同德的生动体现。1万两黄金不仅换来了物资和希望，更凝聚了全国抗日根据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