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我给一个死刑犯理发，他告诉我，后山埋着一箱黄金

八十年代，绿皮火车还是慢悠悠的，人心也是。

我在我们县城的“红光理发店”当学徒，刚满十八，手艺学得半吊子，剪个平头还行，烫大波浪就准得把大姐的发根烧成一撮鸡毛。

师傅姓王，五十多岁，背有点驼，是我们这儿理发界的一把手。不管是领导的发型，还是结婚新娘的盘头，都得经他的手。

我呢，就负责些杂活，扫地，烧水，给客人洗头，偶尔有不挑的，就让我上手练练。

1985年夏天，特别热，店里的那台吊扇转得跟快死的老牛喘气似的，呼啦啦响，吹出来的全是热风。

那天下午，店里没什么人，我正靠在门口的躺椅上，拿本《故事会》看得津津有味。

突然，门口停了辆警车，不是我们县里常见的那种，是辆“212”吉普，上面印着“司法”两个白字。

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是店里犯了什么事。

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是我们县公安局的老熟人，李干警。另一个穿着白衬衫，表情严肃，看着像个干部。

“王师傅在吗？”李干警探头进来问。

师傅正躺在里屋的竹床上打盹，听见声音，一个激灵坐了起来，趿拉着布鞋就出来了。

“李干警，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师傅脸上堆着笑。

李干警没笑，指了指旁边那位干部，介绍说：“这位是地区来的张科长。”

师傅赶紧又是点头又是哈腰，从柜台底下摸出“大前门”递过去。

张科长摆了摆手，没接。

“王师傅，找你，是有个特殊的任务。”张科长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力。

“您说，您说。”

“看守所里，有个犯人，明天要执行了。点名要理个发。”

我一听，手里的《故事会》“啪”一声掉在了地上。

死刑犯。

这三个字像三根冰锥子，扎得我后背直冒凉气。

我们这小县城，几十年也出不了一个死刑犯。上一个，还是解放前枪毙的土匪头子。

师傅的脸色也变了，脸上的笑僵住了。

“张科长，这……按规矩，不都是里面的……给推个光头就行了吗？”师傅的声音有点发颤。

“这个犯人不一样，身份特殊，案子也大。他没别的要求，就这一个。上面研究了，觉得还是应该满足他最后的人道主义关怀。”张科长说得一板一眼。

“我们县里，就你王师傅手艺最好，这事，只能你来。”李干警在旁边帮腔。

师傅的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话来。

给一个马上要死的人理发，这事儿光是想想，就觉得晦气。剪刀下去，咔嚓一声，剪的不是头发，是阳寿。

“王师傅，这是政治任务。”张科长的语气重了。

师傅浑身一颤，像是认了命。

“行。我去。”他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工具都带齐了。我们等你。”

师傅默默地回里屋，打开他那个红木工具箱，推子、剪刀、梳子、刮脸刀……一件一件往里放，手一直在抖。

我赶紧过去帮忙。

“师傅，我跟您一块儿去。”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脱口而出。

师傅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你去做什么？小孩子家家，别瞎掺和。”

“我给您打下手，烧水、递个工具什么的。您一个人，我也不放心。”我坚持道。

师傅没再说话，算是默许了。

张科长和李干警看我们准备好了，就领着我们上了那辆吉普车。

车子一路开，没往看守所的方向，反而出了城，往西边的山里去了。

我心里直犯嘀咕。

“李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啊？不是去看守所吗？”我小声问旁边的李干警。

“临时换地方了，保密。”李干警嘴很严。

车在盘山路上颠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最后在一个挂着“xx矿区”牌子的大院门口停了下来。

大院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武警，气氛森严。

我们下了车，张科长领着我们往里走，穿过一排排空置的宿舍楼，到了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前。

楼门口，还站着两个武警。

“人就在里面。”张科长指了指楼上。

我和师傅跟着他上了吱呀作响的木楼梯，来到二楼最里面一个房间。

房间不大，就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被木板钉死了，只留下一条缝透光。

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背对着我们，戴着手铐和脚镣。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囚服，头发很长，乱糟糟地披在肩上，像一蓬枯草。

“人带来了。”张科长说。

那个男人慢慢地转过头。

我看到他的脸，心里猛地一抽。

那是一张根本不像死刑犯的脸。

他大概四十来岁，很瘦，脸颊都陷下去了，但五官很清秀，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儒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那双眼睛，亮得吓人，像深潭。

他看到我们，没说话，只是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不是。

“他姓陈，叫陈淮。你们叫他老陈就行。”张科长介绍道。

师傅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很快镇定下来，打开工具箱，开始准备。

我赶紧去墙角拎起热水瓶，倒了半盆热水，端过去。

“老陈，我们是‘红光理发店’的，王师傅手艺最好，今天特地来给你服务。”我学着店里招待客人的口气说。

陈淮看着我，那双眼睛仿佛能把人看穿。

“谢谢。”他开口了，声音沙哑，但很清晰。

师傅走上前，围上围布，开始给他梳理乱糟糟的头发。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剪刀“咔嚓咔嚓”的声音。

我站在旁边，大气不敢出。

从窗户缝里透进来的光，正好打在陈淮的脸上，他的睫毛很长，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

我实在无法把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和“死刑犯”三个字联系起来。

他到底犯了什么事？

“小师傅，贵姓？”陈淮突然问我。

我愣了一下，赶紧回答：“免贵姓张，张一鸣。”

“一鸣惊人。好名字。”他笑了笑。

“您……您以前是做什么的？”我忍不住好奇。

“我？”他顿了顿，“我是个老师。”

老师？

我更惊讶了。

“在大学里教历史。”他补充道。

大学老师！那可是我们县里的状元都未必能考上的地方。

“那您……”我后面的话问不出口了。

“那怎么会到这儿来，是吗？”他好像知道我要问什么。

我点了点头。

他沉默了。

剪刀的“咔嚓”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

师傅的手法很稳，一点一点，把那些枯草般的乱发修剪整齐。

“有些事，说不清的。”过了很久，陈淮才缓缓开口，“就像历史，你以为你看清了，其实看到的，都只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样子。”

他的话，我听不太懂，云里雾里的。

“小张师傅，你信命吗？”他又问。

“我……不知道。”

“我以前不信，现在信了。”他说，“人的命，从一出生，就定好了。怎么走，在哪儿停，都有一只手在后面推着你。你以为是自己在选，其实根本没得选。”

师傅给他理完了发，又开始准备刮脸。

白色的剃须泡沫，厚厚地涂在他的脸上，遮住了他瘦削的脸颊。

师傅拿出那把德国产的“双人牌”刮脸刀，刀片在灯光下泛着寒光。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看到师傅的手，抖了一下。

“王师傅，别紧张。”陈淮的声音从泡沫底下传来，居然带着一丝笑意，“我不会动。动一下，算我输。”

师傅深吸一口气，刀片稳稳地落在了他的脸上。

刀片划过皮肤，发出“沙沙”的轻响。

屋子里的气氛，凝重得像要滴出水来。

刮完脸，师傅用热毛巾给他敷上。

当毛巾拿开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头发剪成了精神的板寸，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那张清秀的脸完全露了出来。如果不是那身囚服和手铐脚镣，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眼神深邃，带着一股书卷气。

“手艺真好。”陈淮看着镜子里的人，由衷地赞叹。

镜子是师傅带来的小手镜。

“谢谢王师傅。”

师傅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收拾工具。

“小张师傅，”陈淮又转向我，“能跟你单独说几句话吗？”

我心里一惊，下意识地看向张科长。

张科长皱了皱眉，但还是点了点头，和李干警、王师傅一起退出了房间，把门带上了。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

还有他脚镣拖在地上发出的“哗啦”声。

“你别怕。”他看出了我的紧张。

“我不怕。”我嘴上这么说，腿肚子却在打转。

“你今年多大了？”

“十八。”

“十八岁，好时候啊。”他感叹道，“我十八岁的时候，还在乡下插队，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能吃上一顿饱饭。”

他看着我，眼神突然变得很郑重。

“小张师傅，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您说。”

“我信得过你。”他说，“你的眼睛，很干净。”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我死之后，帮我给我家里捎个信。”

“您家里人不知道吗？”

他苦笑了一下：“知道，但有些话，他们不知道。”

他从囚服的内袋里，摸出一个用塑料纸包着的小方块。

“这里面，是我女儿的一张照片，还有一封信。信里，我写了一个地址。你按照地址，帮我把照片寄过去。千万，千万不要让除了收信人之外的第二个人看到。”

我接过那个小方-块，感觉沉甸甸的。

“就……就这些吗？”

“不。”他摇了摇头，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那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还有一件事。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必须对天发誓，永远不能告诉第三个人。”

他的语气，让我不寒而栗。

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我们县城西边，有座后山，你们当地人叫‘棺材山’，对不对？”

“对。”那座山因为形状像口棺材而得名，平时很少有人去。

“从山脚下那条废弃的伐木道上去，一直走，走到第三个拐弯处，你会看到一棵歪脖子松树。树底下，有一块三-角形的青石板。”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在说什么绝密的暗号。

“你把石板撬开，往下挖。挖大概……这么深。”他用手比划了一下，大概到小腿的位置。

“下面，埋着一个铁皮箱子。”

我的呼吸都快停了。

“箱子里，是一箱黄金。”

黄金！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在那个年代，“万元户”就是天大的富翁了，一箱黄金，那是个什么概念？我根本想象不出来。

“你……你没骗我吧？”我结结巴巴地问。

“我一个要死的人，骗你做什么？”他惨然一笑，“这些黄金，是我这辈子，用命换来的。留着，也没用了。我女儿，我老婆，都用不上。与其便宜了别人，不如送给你。”

“为什么……要送给我？”

“就当是，今天你陪我聊天的报酬吧。”他看着我，“也算是，我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一点善意。我不想带着一辈子的秘密和仇恨上路。”

“我……”我彻底乱了。

“记住，这件事，烂在肚子里。等风声过了，过个一年半载，你再去找。拿到黄金，离开这个县城，走得越远越好，永远别回来。”

他的眼神，不像是在开玩笑。

“你拿了黄金，就等于拿了我的命。你要替我，好好地活下去。”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时间到了。”张科长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陈淮迅速把那个塑料纸包塞进我的口袋。

“记住我的话。”

门被推开了，张科长和王师傅走了进来。

陈淮又恢复了那副平静无波的样子，仿佛刚才那番惊天动地的话，根本不是出自他口。

我们收拾好东西，跟着张科长离开了那栋小楼。

回去的路上，我一句话也没说，脑子里全是“黄金”、“后山”、“铁皮箱子”。

师傅看我脸色不对，问我：“那人跟你说什么了？”

“没……没什么，就是让我给他家里带个信。”我撒了谎。

师傅叹了口气：“这种人的话，别往心里去。沾上了，没好事。”

我点了点头，手却死死地攥着口袋里那个硬邦邦的小方-块。

第二天，县里就传开了。

西山矿区，枪毙了一个大贪污犯。

听说是个大学教授，利用他在国外考察的机会，倒卖国家文物，换了大量的黄金。后来事情败露，一路追查，才把他给揪出来。案子办了两年，证据确凿，最后判了死刑。

报纸上只有一小块豆腐块大的新闻，连名字都没提，只说是“陈某”。

我拿着报纸，手心全是汗。

原来，他叫陈淮。

我把那封信和照片藏在了我的床板底下。

接下来的日子，我过得魂不守舍。

白天在理发店，给客人洗头的时候，水都差点浇到人家鼻子里。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闭上眼，就是陈淮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和他说的那句“替我好好地活下去”。

黄金。

后山。

歪脖子松树。

这几个词，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

我好几次，都想把这件事告诉师傅。但一想到陈淮那郑重其事的嘱托，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誓言，我就把话咽了回去。

我怕。

我怕这是个圈套。

万一我去挖，被人当成同伙给抓了怎么办？

可我又控制不住地想，万一是真的呢？

一箱黄金啊！

那我这辈子，就不用再闻染发膏的臭味，不用再给人赔笑脸，不用再看师傅的脸色了。

我可以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去所有只在书上看到过的地方。

这种念头，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长。

我开始失眠，整个人瘦了一圈。

师傅看我状态越来越差，以为我中邪了，还偷偷找了个“半仙”给我“叫魂”。

我知道，我不是中邪，我是中了“黄金”的毒。

就这么熬了半年。

半年里，风平浪静，再也没人提起那个叫陈淮的大学教授，仿佛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这个小县城。

我的胆子，也一点点大了起来。

那天，我跟师傅请了个假，说家里有事。

我揣着一把家里挖地的铁锹，用麻袋包好，绑在我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后座上。

天还没亮，我就出发了。

我不敢走大路，专门挑乡间的小道，一路骑到了西边的后山脚下。

后山，也就是“棺材山”，果然跟传说中的一样，荒凉，阴森。

山路几乎被杂草给淹没了，只有一条模糊的印子。

我把自行车藏在山脚的草丛里，扛着铁锹，顺着那条废弃的伐木道往上爬。

山里的雾很大，林子里静得可怕，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喘气声和心跳声。

我的心，怦怦怦，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我一边爬，一边在心里默数。

第一个拐弯……

第二个拐awr弯……

终于，我看到了第三个拐弯处，那里，果然有一棵歪脖子松树。

树的姿态很奇特，像是被人硬生生折了一下，歪向一边。

我扔下铁锹，冲了过去。

在松树底下，我拨开厚厚的落叶和腐殖土，果然看到了一块青石板。

石板呈三-角形，跟我家院子里的磨刀石差不多大。

就是它！

我激动得浑身发抖，用铁锹去撬石板的边缘。

石板很重，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撬开一条缝。

我把手伸进去，用力一掀。

“哐当”一声，石板被我翻了过来。

下面，是一个新挖的土坑。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我拿起铁锹，开始疯狂地往下挖。

泥土很松，显然是不久前才被翻动过。

挖了大概一尺多深，铁锹“当”的一声，碰到了一个硬物。

我的手一软，差点把铁锹扔了。

是那个铁皮箱子！

我趴在地上，用手刨开泥土，一个军绿色的铁皮箱子，露出了它的顶盖。

箱子不大，也就我理发用的工具箱那么大，但分量不轻。上面还带着一把老式的铜锁。

我试图把箱子抱出来，但它太沉了。

我只好用铁锹，一点一点把它周围的土给掏空，最后连拖带拽，才把它从坑里弄了出来。

我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看着眼前的箱子，感觉像在做梦。

我用铁锹的尖头，去砸那把铜锁。

砸了好几下，锁“啪”的一声，断了。

我颤抖着手，掀开了箱盖。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眼睛，被什么东西给刺了一下。

满满一箱子。

黄澄澄的。

金条。

不是电影里那种整整齐齐码在一起的金砖，而是一根根大小不一的金条，还有一些金块，甚至还有几件看起来很古老的黄金首饰。

它们就那么随意地堆在箱子里，在林间漏下的微光中，闪烁着一种妖异的光芒。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拿起一根小金条，放在手里，沉甸甸的。

是真的。

陈淮没有骗我。

我发了。

我真的发了。

我坐在那儿，傻笑了很久。

然后，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

陈淮说，我拿了黄金，就等于拿了我的命。

我看着这箱黄金，它不再是财富，而像一个烫手的山芋，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

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我把黄金倒进我带来的麻袋里，那个铁皮箱子，我没敢要，直接扔回了坑里。

我把土重新填回去，把那块青石板也盖了回去，还在上面铺满了落叶，伪装得跟原来一模一样。

我背着那半麻袋黄金，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山下走。

那是我这辈子，走过的最长，也最沉重的路。

回到家，我把麻袋藏在了我的床底下，用几件旧衣服盖着。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敢再去理发店。

我跟师傅说我病了，重感冒。

我每天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哪儿也不去。

我把门窗都关得死死的，然后把麻-袋里的黄金倒出来，一遍一遍地数。

我不敢开灯，就在昏暗的光线下，看着它们，摸着它们。

我感觉自己像个守着宝藏的恶龙。

我开始计划着怎么离开。

按照陈淮说的，走得越远越好，永远别回来。

去哪儿呢？

广州。

我听人说，那里遍地是机会，是淘金者的天堂。

我把信拿了出来，看着那个陌生的地址。

“上海市，xx区，xx路，xx弄，xx号，林婉收。”

林婉。应该是他女儿的名字。

我把那张已经有点泛黄的照片拿出来，照片上，是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笑得很甜，眼睛和陈淮很像。

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赠予吾爱，盼君安。

我的心，突然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

陈淮，真的是个贪污犯吗？

一个贪污犯，会给自己的女儿，写下这样的字吗？

我犹豫了。

如果我把黄金都拿走了，那他的女儿，他的家人，该怎么办？

陈淮说，这些黄金，是他用命换来的。

他说，让我替他好好活下去。

这箱黄金，到底是给我的报酬，还是一个考验？

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从那堆黄金里，拿出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我用一个布包，结结实实地包好。

然后，我写了一封信，信里，我没有提黄金的事，只是说，我是陈淮先生的远房亲戚，受他所托，把一些遗物转交给他女儿。

我去了邮局，把那个布包，连同陈淮留下的那封信和照片，一起寄了出去。

我没有留我的姓名和地址。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我把剩下的一半黄金，缝进了我的一件旧棉袄里。

然后，我跟家里人说，我要去广州闯一闯。

我爹妈不同意，说外面太乱。

我跟他们大吵了一架。

“我就算死在外面，也不想在这小地方，当一辈子理发匠！”

我说完这句话，就摔门走了。

我没有回理-发店，没有跟师傅告别。

我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生我养我的那个小院子。

我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一张硬座。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驶向一个完全未知的未来。

在火车上，我一刻也不敢合眼，死死地抱着我那件藏着黄金的棉袄。

车厢里，挤满了南下的人，空气中弥漫着汗味、烟味、泡面味。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惶恐。

陈淮的脸，总是不时地在我眼前浮现。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到了广州，我才知道，世界原来这么大。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到处都是穿着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

我像个乡巴佬，站在火车站广场上，不知所措。

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一天五块钱。

我不敢把棉袄放在旅馆，只能天天穿着。

广州的夏天，热得能把人烤熟。

我穿着棉袄，在街上晃荡，没几天就捂出了一身痱子。

我用一根小金条，换了一笔钱。

那时候，还没有正规的黄金交易所。我是在一个黑市上换的，价格被压得很低，但即便如此，那笔钱，对我来说，也是一笔巨款。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一身新衣服，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城里人。

然后，我租了个房子，一个城中村里的单间。

我把剩下的黄金，藏在了床板底下。

我开始尝试着做生意。

我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技能，只能从最底层做起。

我跟着人家去倒卖电子表，去深圳的沙头角倒腾“水货”。

我被人骗过，也被工商抓过，但每次，都靠着那笔黄金，化险为夷。

我学得很快，学着说粤语，学着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我渐渐发现，我好像天生就适合做生意。

我胆子大，脑子活，最重要的是，我有本钱。

几年下来，我从一个小混混，变成了一个小老板。

我开了个小档口，卖服装。

后来，又开了个小工厂。

生意越做越大。

我买了车，买了房，身边开始有不同的女人出现。

我成了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

但我心里，始终有一个疙瘩。

那就是陈淮。

还有那箱黄金。

我常常在半夜惊醒，梦见陈淮那双眼睛，在黑暗中盯着我。

他说，让我替他好好活下去。

我这样，算是好好活下去了吗？

我赚了很多钱，但我觉得，我并没有活成我自己。

我活成了另一个，被金钱包裹起来的，空洞的“张老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陈淮的案子，越来越好奇。

他真的是贪污犯吗？

那些黄金，真的是他倒卖文物换来的吗？

九十年代中期，我的生意已经做到了全国。

我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几百号员工。

我开始有意识地，去结交一些有权势的人物。

有一次，在一个饭局上，我认识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已经退休的纪委老干部。

酒过三巡，我状若无意地，提起了十几年前，那桩轰动一时的“大学教授倒卖文物案”。

老干部喝得有点多，话匣子打开了。

“你说的是陈淮的案子吧？那个案子，可惜了。”

我心里一动。

“可惜？他不是罪有应得吗？”

“罪有应得个屁！”老干部一拍桌子，满脸通红，“那就是个冤案！”

我愣住了。

“那案子，我当年也参与了外围调查。陈淮那个人，是个真正的学者，一根筋，认死理。他发现，他所在的大学里，有一伙人，以学术交流的名义，把馆藏的很多珍贵文物，偷运到国外去卖。他一个人，花了几年时间，搜集证据，准备往上捅。”

“那后来呢？”

“后来？他低估了那伙人的能量。人家早就知道他在调查了，提前做了个局。他们利用陈淮一次出国考察的机会，栽赃他，说他跟海外的文物贩子接头。还从他一个远房亲戚家里，‘搜’出了一箱黄金，说是他倒卖文物收的赃款。”

“黄金？”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对，一箱黄金。那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人证物证俱全，陈淮百口莫辩。他被抓进去以后，知道自己斗不过那伙人，就一口把所有罪名都扛了。他怕啊，怕连累他老婆孩子。”

老干部长叹一口气。

“他提了个要求，说自己认罪，但不能动他家人。上面为了尽快结案，就答应了。所以，他的案子，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邪气。判得快，死得也快。”

“那……那伙人呢？”

“那伙人？呵呵，人家现在，一个个都身居高位，成了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

那晚，我喝得大醉。

我回到我的别墅，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哭得像个孩子。

原来，是这样。

原来，陈淮不是贪污犯，他是英雄。

那箱黄金，根本不是什么赃款，而是他准备用来跟那伙人同归于尽的证据！

他为什么要把黄金藏在后山？

为什么又要把这个秘密告诉我？

他肯定是猜到，自己一旦出事，那伙人一定会去抄他的家，搜走那些黄金。所以他提前做了准备。

他把黄金转移了。

但是，他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

我突然想明白了。

他不敢。

他怕我这个十八岁的毛头小子，知道了真相，一时冲动，把事情捅出去。那样，不但救不了他，连我自己，都会被那伙人灭口。

所以，他编了一个“贪污犯的宝藏”的故事。

他用一个看似肮脏的秘密，掩盖了一个干净的真相。

他用一箱黄金，买了我这个陌生人的沉默，也买了我这条命。

他说，让我替他好好活下去。

这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了。

我全都明白了。

我拿出剩下的一半黄金，那些被我藏在床板下，十几年都没敢动的黄金。

我看着它们，泪流满面。

这是英雄的勋章，不是罪犯的赃款。

我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

我要为陈淮翻案。

我知道，这很难，甚至比我白手起家做生意，还要难一百倍。

那伙人，现在已经根深叶茂，势力庞大。

我一个商人，拿什么跟他们斗？

但我必须这么做。

因为我拿了陈淮的“命”。

我这条命，是他给的。

我开始利用我所有的资源，我的人脉，我的金钱，去调查这件事。

我像陈淮当年一样，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秘密取证。

我找了私家侦探，去了国外，寻访当年那些所谓的“文物贩子”。

我花重金，从一些知情人手里，买到了一些关键的证据。

过程的艰险，超乎我的想象。

我受到过威胁，公司被人恶意打压，甚至还有一次，我差点在一场“意外”的车祸中丧命。

但我没有退缩。

因为我一闭上眼，就能看到陈-淮那张清瘦而坚毅的脸。

我甚至，去了上海，找到了林婉。

我没有告诉她我的真实身份。

我只是以一个慈善家的名义，资助她完成了学业。

她长大了，成了一个很出色的医生，眼睛还是那么亮，那么干净，像她的父亲。

她告诉我，她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她从来不信，他会是贪污犯。

她说，她一直在等，等一个真相。

那一刻，我下定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把真相，还给她，还给陈淮。

终于，在二十一世纪初，我收集到了足够多的证据。

我把一份完整的材料，匿名寄给了最高检察院。

我没想过，能有什么结果。

我只是，尽了我该尽的力。

没想到，那份材料，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一个专门的调查组，成立了。

那伙盘踞了近二十年的“学阀”，被连根拔起。

陈淮的案子，得以重审。

最终，法院宣判：原判错误，予以撤销，恢复陈淮同志的一切名誉。

消息传来的那天，我正在我的办公室。

我看着窗外，广州的天空，很蓝。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陈淮，我做到了。

我替你，好好地活下来了。

后来，我把公司交给了职业经理人打理。

我回了一趟老家。

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县城。

“红光理发店”早就拆了，变成了宽阔的马路。

王师傅，也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我找到了师傅的坟，在他坟前，磕了三个头。

“师傅，我回来了。”

然后，我去了那座后山。

山路已经被修成了石阶，成了一个小公园。

那棵歪脖子松树，还在。

只是，比十几年前，更苍老了。

我站在树下，仿佛看到，十八岁的我，正扛着一把铁锹，气喘吁吁地从山下爬上来。

也仿佛看到，那个叫陈淮的男人，正戴着手铐脚镣，坐在那间昏暗的房间里，对我露出一个惨淡的微笑。

“人的命，从一出生，就定好了。”

不，陈淮，你说错了。

命，是可以改的。

你用你的死，改了我的命。

而我，用我的一生，改了你的。

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