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1935：一条黄鱼引发的江湖变局

1935年7月18日凌晨三点，黄浦江十六铺码头的晨雾浓得化不开。两百多条汉子在昏黄的煤气灯下对峙，为首的光头汉子脚下踩着一条还在扑腾的大黄鱼，鱼尾在青石板上拍出“啪啪”的响声，像临战前的鼓点。

“阿四！”光头嗓音沙哑，“这码头上的规矩，是黄老板一碗茶一碗茶喝出来的！你带人踩过界，问过兄弟们手里的吃饭家伙吗？”

他对面，穿香云纱短褂的阿四吐掉嘴里的烟蒂，火星在青石板上溅开：“金荣哥的规矩我懂。可杜先生说，上海滩的生意，该换个算法了。今天这船宁波黄鱼，我们福昌行的秤已经验过了！”

话音未落，江面突然传来汽笛声。三艘水警巡逻船刺破浓雾，探照灯把码头照得雪亮。船头站着个穿中山装、梳着分头的中年人，手里的铁皮喇叭在静夜里格外刺耳：

“上海社会局通告！奉市政府令，即日起筹建国营鱼市场，统一管理水产品交易！所有私人争纷，立即停止！”

光头和阿四同时愣住了。他们身后的汉子们还握着斧头、铁钩，可没人敢动——巡逻船甲板上，一排警察肩上的枪管在灯光下泛着冷光。

码头上只剩下江水拍岸的声音，和那条黄鱼最后的挣扎声。

谁也没想到，这场始于一条黄鱼的冲突，会在三个月内搅动整个上海滩的江湖格局，甚至让南京的官员都不得不深夜赶到黄浦江边。而这一切的源头，不过是东海里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大黄鱼。

要明白为什么一条鱼能掀起如此风浪，得先看看1935年上海人过日子的样子。

那时的上海，三百七十万人挤在租界和华界里。从公馆里的姨太太到亭子间的教书先生，从银行经理到黄包车夫，饭桌上总少不了一味鱼鲜。早上菜市场的咸菜黄鱼汤，中午饭馆里的红烧划水，晚上酒席上的清蒸鲥鱼——鱼是上海人过日子的底气，也是体面。

根据社会局1934年的统计，上海每天要卖掉八万斤鱼虾。十六铺码头天不亮就热闹起来，舟山来的黄鱼带鱼，长江里的刀鱼鲥鱼，太湖的银鱼白鱼，在这里分拣、过秤、装车，再流向上海滩的每个角落。

这八万斤鱼的生意，养活着三千多鱼贩、百余家鱼行，还有码头上扛包的、运货的、收清洁费的……层层叠叠，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

而织这张网的，是上海滩几位说话有分量的人物。

三十年代初，十六铺的水产生意有套不成文的规矩：宁波商帮把控着东海来的海货，船老大都是宁波人；苏北帮在长江水产上有门路；码头上搬运的苦力，多听青帮的安排。三方井水不犯河水，每月初一十五，各家的账房先生会碰个头，把该“打点”的数目算清楚。

这局面维持了好些年。虽然家庭主妇总抱怨鱼价三天两头涨，小饭馆老板背地里骂“孝敬钱”比货款还贵，但码头上的生意照做，钱照赚，大家相安无事。

直到1934年秋天，南京的一纸公文打破了平静。

国民政府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要整顿各大城市的民生市场。财政部派到上海的视察员在报告里写得很直接：“沪上鱼市，帮派把持，层层加价，市民负担日重。”

这话说对了一半。怨言确实有，可在这套系统里讨生活的人——从舟山渔船上晒得黝黑的船老大，到十六铺天不亮就起来分拣的工人，再到穿街走巷叫卖的小贩——他们恨中间抽成太多，却也靠着这套系统养家糊口。

真正想打破这套系统的，是一个从十六铺水果摊起家的人——杜月笙。

1935年春天的杜公馆，紫藤花开得正好。

杜月笙坐在花园的藤摇椅上，手里转着两个玉核桃。他的脸色在晨光里显得有些苍白——多年的气喘病让这个四十七岁的青帮闻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

“金荣哥的人，在十六铺收‘码头费’，每百斤鱼抽三角。”说话的是杜月笙最信任的账房先生万墨林，他手里拿着本蓝皮账簿，“咱们福昌行想在码头设个收购点，他们不让。”

杜月笙的眼睛眯了起来。这个动作很细微，但熟悉他的人知道，这是他在算计时的习惯。

“一条黄鱼，”杜月笙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从舟山渔场到上海人家的饭桌上，要过几道手？”

万墨林翻开账簿，如数家珍：“渔行在沈家门码头收，每担八块银元。运到十六铺，批发行加价到十二块。分到各区鱼摊，变成十五块。主妇最后买到手，要十八块。这还不算码头费、搬运费、清洁费、‘保险费’……”

“中间这十块钱差价，”杜月笙打断他，“谁吃了？”

“金荣哥的人吃三道，巡捕房吃一道，税务局吃一道，剩下的才是鱼行和鱼贩的辛苦钱。”

杜月笙笑了。笑声很轻，却让他咳嗽起来，旁边的丫鬟赶紧递上参茶。他抿了一口，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

“墨林，”他看着花园里飞舞的蝴蝶，“你说要是我们跳过十六铺，直接从舟山收鱼，用我们自己的船运，自己的卡车送，自己的摊位卖……这一条鱼，能省下多少？”

万墨林在心里飞快地算着，眼睛渐渐亮了：“至少每担能多赚四块钱！上海一天卖八千担，就是三万二，一个月……”

“九十六万。”杜月笙替他算完了，“一年一千一百五十万。这生意，比烟土干净，比赌场安稳，比戏院赚钱。”

他站起身，望向花园外隐约可见的黄浦江。江上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悠长而沉闷。

“金荣哥老了。”杜月笙轻轻地说，“他只晓得收保护费，这是守成。我要做的，是让全上海的鱼，都从杜家的秤上过——这叫创业。”

这个计划，杜月笙称之为“水产统制”。他派人联络宁波渔帮的头面人物，许给他们比市价高一成的收购价；又拉拢上海总商会里一批想做正经生意的商人，承诺稳定供货。

到1935年6月，万事俱备。杜月笙唯一没算准的，是国民政府的动作，比他的刀更快。

1935年7月1日，《申报》第二版右下角登了条豆腐干大的消息：“实业部渔业司司长徐庭瑶抵沪，筹建国营上海鱼市场。”

大多数市民扫了一眼就翻过去了。但在十六铺，这张报纸被传阅了十几遍，每个字都被反复咀嚼，像老牛反刍。

“国营是啥意思？”

“就是政府要收回去了，不让我们做了。”

“那咱们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

鱼贩们聚在码头边的“四海茶馆”里，一壶最便宜的茉莉花茶从早上泡到中午，茶叶都泡白了。

他们不知道，这场变革的背后，是国民政府与上海本地势力之间一场更复杂的棋局。

徐庭瑶，保定军校三期毕业，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兼亲信。他住进国际饭店的第二天，就在法租界公董局的会议室里，同时约见了杜月笙和黄金荣。

这个地点选得很微妙——既不在杜公馆，也不在黄公馆，在一个中立的地方。

“杜先生，黄先生。”徐庭瑶开门见山，他的普通话带着明显的浙江口音，“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现代化鱼市场，平抑物价，惠及民生。希望两位前辈鼎力相助。”

黄金荣先开口。这个六十六岁的青帮老头子，穿着一身宝蓝色团花缎袍，手里转着两个保定铁球，说话慢条斯理：

“徐司长，上海鱼市的规矩，是几十年一点点形成的。三万多人靠这个吃饭，三万多个家靠着这个开火。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所以要改得稳妥。”徐庭瑶接过话头，他的眼睛很亮，像算盘上的珠子，“新市场建在杨树浦，政府投资五十万银元，建冷库、拍卖厅、检验所。原来的鱼行、鱼贩，符合条件的都可以进场经营，只是要统一管理，公平交易。”

杜月笙一直没说话。他穿着藏青色长衫，安静地坐在红木椅上，手里捧着白瓷盖碗，用碗盖轻轻拨着浮茶。等两人都说完了，他才缓缓开口：

“徐司长，这五十万投资，政府出多少？剩下的，是不是要招股？”

徐庭瑶看了他一眼，笑了。那是种“你懂我”的笑。

“杜先生明察。政府出三十万，剩下二十万，向社会公开招股。”

“我出十万。”杜月笙说。

会议室里突然安静了。黄金荣手里的铁球停了，他的脸色沉了下来——杜月笙这是要抢在他前面，和南京政府搭上线。

徐庭瑶沉吟了片刻：“杜先生热心公益，值得嘉许。不过招股事宜，还需从长计议。”

这次会面后，十六铺的局势变得微妙起来。杜月笙的人开始挨家挨户拜访各大鱼行，承诺入股新市场后给大家留好位置；黄金荣的人则在茶馆酒肆里放话，说新市场是“官家抢饭碗”，号召鱼贩们联合抵制。

真正的导火索，在7月17日夜里点燃。

那天，一船从舟山沈家门来的优质大黄鱼抵港，足有两万斤，鱼鳃鲜红，鱼眼透亮。按几十年的规矩，这船货该由黄金荣掌控的“源盛鱼行”收购。

但杜月笙的福昌行开出了高出一成的价格。船老大在算盘上噼里啪啦打了一阵，抬起头：“杜先生的面子，我给。”

7月18日凌晨，就发生了开头那幕对峙。如果不是徐庭瑶连夜调来水警巡逻船，十六铺码头那天真要血流成河。

但炮艇能挡一时，挡不了一世。真正的战争，从明面转入了地下。

7月20日清晨，虹口三角地菜场，鱼贩老赵刚摆开摊位就发现了不对劲。

他从鱼筐里拎起一条三斤重的黄鱼——鱼鳃鲜红，鱼眼透亮，看着是上等货。可手指按在鱼腹上，感觉硬邦邦的。

老赵四下看了看，清晨的菜场人还不多。他掏出随身的小刀，轻轻划开鱼肚——里面掉出个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小包。

打开油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几行小字：“明日晚七点，杨树浦复兴路仓库，杜家验货。勿售黄记。”

老赵的手心冒汗了。他迅速把纸条塞进怀里，心脏跳得像打鼓。他是黄金荣安插在菜场的眼线，这条情报太重要了——杜月笙要在自己的仓库私下验货，这意味着他要跳过十六铺，直接建立采购渠道。

类似的情报，三天内出现在上海七个菜场的鱼肚里。有的藏在带鱼腹中，有的塞进乌贼头，有的甚至缝在咸鱼的鱼鳔里。送情报的是杜月笙重金收买的渔船船员，收情报的是各大鱼行的“秤手”（负责验货定价的老师傅）。

黄金荣拿到这些情报时，正在抽水烟。他看完最后一张纸条，沉默了很久，然后突然举起那只他最喜欢的紫砂水烟壶，“啪”地摔在地上！

紫砂碎片和烟丝洒了一地。

“杜月笙！”老头子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你这是要掘我黄家的祖坟！”

他立刻召集手下商议对策。有人主张硬碰硬，直接砸了杜月笙的仓库；有人建议联合其他鱼行，集体抵制；还有人出阴招——在杜月笙收购的鱼里下泻药，制造食品安全事件。

最后采用的，是最狠的一招：断其源头。

7月25日，舟山沈家门渔港。二十多条装满黄鱼带鱼、准备启航上海的渔船，突然被当地水警扣留。理由是“船证不全，需要核查”。

船老大们急得跳脚——七月天气炎热，鱼货耽搁一天，鲜度下降，价格就要跌三成。有些船老大当场给水警下跪，额头磕在码头青石板上“砰砰”响。

背后指使者，是黄金荣通过浙江省政府的关系。他在舟山也有势力，虽然不如在上海，但对付几条渔船足够了。

杜月笙收到消息时，正在看杨树浦鱼市场的设计图纸。他放下图纸，对万墨林只说了一句话：

“给南京发电报，用二号密码。”

二号密码直通蒋介石的侍从室。电文只有一句话：“浙省地方阻碍沪市民生供应，请钧座明察。”

三天后，被扣的渔船全部放行。舟山那个水警队长被调去管内河运输。但杜月笙知道，这只是开始。黄金荣就像条老黄鱼，看着温吞，骨头却硬得很。

在这场大佬的博弈中，最苦的是上海三千多普通鱼贩。他们像墙头草，今天倒向杜家，明天倒向黄家，后天又要看政府的脸色。

曹家渡的鱼贩阿贵，就是其中之一。

他每天凌晨两点起床，踩着那辆锈迹斑斑的三轮车，从曹家渡蹬到十六铺，来回二十里路。赶在五点半前摆好摊位，一直卖到晚上七点收摊。一天忙下来，能赚一块五角钱——刚够买十斤糙米，养活老婆和两个孩子。

7月28日，阿贵像往常一样到源盛鱼行进货。秤手老陆是他的宁波同乡，悄悄把他拉到堆满鱼筐的角落：

“阿贵，明天起，你别来我这里进货了。”

“为啥？”阿贵一愣。

“黄老板发话了。”老陆压低声音，“所有摊贩必须签保证书，只从他认可的渠道进货。签了，每担便宜五角；不签……”老陆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阿贵的心沉了下去。便宜五角是好事，一担鱼能多赚五角，一天就是好几块钱。可签了这保证书，就等于绑死在黄家船上。他听说杜家那边也在拉人，承诺进新市场后摊位费减半。

正犹豫时，鱼行门口进来几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为首的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像个教书先生：

“各位老板，我们是上海社会局的。国营鱼市场下个月试营业，现在开始登记摊贩资格。符合条件者，可以抽签分配固定摊位，政府统一管理，免除一切杂费。”

鱼行里“轰”地炸开了锅。有人问摊位费多少，有人问要不要“孝敬”，有人怀疑这是不是新的骗局。

眼镜青年提高声音：“政府办市场，就是为了取缔中间盘剥！摊位费明码标价，每月三元，包含清洁、治安、水电所有费用！现在登记的，还能优先选位置！”

阿贵的心动了。每月三元，比他现在交给各方的“码头费”、“清洁费”、“保险费”加起来少了一大半。但他不敢第一个表态——柜台后面，源盛鱼行的管事正冷冷地看着这边。

果然，管事咳嗽一声，慢悠悠地开口了：“各位，想清楚。杨树浦多远？你们的三轮车蹬得过去吗？新市场规矩多，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赊账、抹零、熟人打折？”

人群又犹豫了。眼镜青年还想说什么，被同伴拉了拉袖子。他们离开时，阿贵看见鱼行门外站着几个穿黑短打的汉子，抱着胳膊，冷冷地盯着社会局的人。

那天晚上，阿贵失眠了。

老婆在隔壁哄孩子睡觉，两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睡觉总是惊醒。月光从老虎窗照进来，在地上投出一个个方形的光斑，像棋盘，也像菜市场里那些待租的摊位。

阿贵盯着那些光斑，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阿贵啊，咱们小老百姓，就像江里的鱼。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你想活下去，要么找到靠山，要么……学会躲。”

可是躲，能躲到什么时候？

他知道自己只是一枚小棋子，但棋子的命运，终究要自己走出那一步。

1935年8月15日，杨树浦国营鱼市场第一次公开拍卖。

这是一座崭新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德国设计师的手笔，占地三十亩。可容纳五百人的拍卖厅里，吊着八盏黄铜吊灯，光线明亮得有些刺眼。

徐庭瑶站在拍卖台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手心微微出汗。这个保定军校毕业的军人，打过仗，见过血，可面对上海滩这些鱼贩、鱼商、江湖人，他还是觉得比打仗更费心神。

台下泾渭分明地坐着三方势力：左边是杜月笙带来的宁波商帮代表，大约五十人，清一色的绸衫礼帽；右边是黄金荣系统的各鱼行老板，也有四五十人，穿着相对传统；中间是社会局登记的小鱼贩，有上百人，挤在长条木凳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神情既期待又不安，像第一次进城的乡下人。

今天拍卖的是五万斤东海带鱼，分一百个标。按新规，任何人只要缴纳二十块银元保证金，都可以举牌竞标。

“第一标，舟山优质带鱼五百斤，起拍价每担十元！”拍卖师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人，敲响了手中的枣木槌。

“十元五角！”杜家阵营里，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中年人举起了号牌。

“十一元！”黄家这边立刻跟上，举牌的是个留着小胡子的鱼行老板。

价格很快抬到十三元。拍卖师环视全场：“十三元一次！十三元两次……”

就在枣木槌即将落下的那一刻，中间的小贩区，一个颤抖的声音响了起来：

“十、十三元一角！”

所有人都转过头。举牌的是个瘦小的中年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举着号牌的手在抖，但眼睛直直地盯着拍卖师——是阿贵。

杜家和黄家的人都愣住了。按照几十年的“规矩”，这种大宗批发，小贩是不该直接参与的。他们本打算默契地以合理价格瓜分这批货，再加价零售给小贩。

拍卖师可不管这些江湖规矩。他推了推眼镜：“十三元一角，有效！还有加价的吗？”

“十三元二角！”杜家阵营有人加价。

阿贵的额头冒汗了。他脑子里飞快地算着：十三元二角进货，零售能卖到十六元，刨去摊位费、损耗，一斤还能赚一角多，五百斤就是五十多块，比他过去五天的收入还多。

他咬了咬牙，嘴唇都咬白了：“十三元三角！”

这次，杜家和黄家都没再举牌。不是出不起价，而是突然意识到——如果每个小贩都敢这样直接竞标，他们垄断批发价的计划，就要破产了。

“成交！”枣木槌落下，声音在空旷的拍卖厅里回荡。

阿贵晕乎乎地走到前台办手续。五百斤带鱼，他自己只要了五十斤，剩下的转手批给了相熟的其他小贩。这一转手，净赚了八块钱——相当于他过去五天的收入。

那天的拍卖进行了三个小时。一百个标里，小贩们抢到了三十七个。虽然杜家和黄家还是拿到了大宗，但价格比他们预期高了至少一成。

拍卖结束，徐庭瑶走到杜月笙面前，伸出手：“杜先生，这就是市场规律，公平竞争。”

杜月笙微笑着握手：“徐司长高明。”但他心里知道，今天的“公平”，是因为小贩们还不熟悉规则。一旦他们摸清门道，自己设计的“水产统制”计划，可能真要泡汤。

更让他不安的是黄金荣的反应。黄老板全程黑着脸，拍卖到一半就带着人离场了。以杜月笙对他的了解，这老家伙绝不会善罢甘休。

果然，三天后，报复来了。

8月18日凌晨，杨树浦鱼市场的守夜人老周听到冷库方向有异响。

他提着马灯走过去，发现那扇厚重的隔热门虚掩着。推开门的瞬间，零下二十度的冷气扑面而来，冻得他打了个哆嗦。

马灯昏黄的光晕里，他看见地上躺着两个人，身上结了一层白霜，像冬天屋檐下的冰棱。

老周吓得魂飞魄散，连滚爬爬跑去报警。警察赶到后确认，死者是杜月笙手下的两个采购员，死亡时间大约在夜里十一点，窒息身亡，死后被移入冷库。

现场没有打斗痕迹，两人身上的怀表、现金完好无损。警察初步的判断是“内部纠纷”或“意外”。

但杜月笙收到万墨林的报告后，只说了五个字：“金荣哥动手了。”

他立刻展开调查。万墨林带人走访了市场周围的茶摊、烟铺、馄饨担，找到一个半夜拉客的黄包车夫。车夫说，昨晚十点左右，他看见四个人架着两个“醉汉”模样的人进了市场侧门。其中一个人他认识——是黄金荣手下一个小头目，经常在十六铺收“码头费”。

证据确凿，但杜月笙没有报警。他知道，这种江湖恩怨，巡捕房只会和稀泥。要解决，得用江湖的办法。

8月20日，黄金荣最得力的手下之一，负责码头生意的阿廖，被人发现死在苏州河一条小舢板上。死因很“艺术”——“喝醉了失足落水”。但圈内人都知道，阿廖水性极好，年轻时是船民出身，能在水下憋三分钟。

接下来一周，黄金荣系统又有三个中层头目“意外”身亡：一个被卡车撞死，司机逃逸无踪；一个吃河豚中毒，厨子当天就消失了；一个在澡堂滑倒摔断脖子，澡堂老板说地板刚打过蜡。

江湖上风声鹤唳。今天你砸我一家鱼摊，明天我烧你一辆卡车，后天他在你运鱼的路上撒铁钉。小冲突不断，但奇怪的是，杜月笙和黄金荣始终没有直接撕破脸。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8月28日。那天，黄金荣突然派人给杜月笙送帖子，邀他到黄家花园“喝茶”。

黄家花园的栀子花开疯了，香气浓得化不开，甜得发腻。

黄金荣和杜月笙坐在八角亭里，中间隔着一张汉白玉棋桌。没有保镖，没有随从，只有一个耳背的老园丁在远处修剪花枝。

亭子四周是密密的栀子花丛，白花花一片，像下了场六月雪。

“月笙，”黄金荣先开口，声音像破风箱，“为几条鱼，闹出人命，值吗？”

杜月笙吹了吹茶汤上的浮沫：“金荣哥，不是鱼的事，是规矩的事。”

“规矩？”黄金荣笑了，笑声干涩，“上海的规矩，什么时候轮到南京来定了？”

“所以徐庭瑶那套，我也不同意。”杜月笙放下景德镇薄胎瓷杯，杯子碰到桌面，发出清脆的响声，“但时代变了，金荣哥。过去我们收保护费，现在政府要收税；过去我们说了算，现在《申报》《新闻报》天天骂我们垄断。”

黄金荣沉默了很久。一只蜜蜂飞进亭子，在他花白的头发边嗡嗡打转，他也不赶。

“你的意思？”他终于问。

“鱼市场，让给政府办。”杜月笙摊开手掌，他的手指修长白皙，不像江湖人，倒像读书人，“但里面的生意，我们分。你四，我四，剩下两成给那些小鱼贩做做样子。徐庭瑶要政绩，我们给他政绩；我们要钱，我们也拿到钱。”

“怎么分？”

“杨树浦市场的搬运、运输、保安，你的人做。冷库、检验、拍卖手续费，我的人管。批发价我们两家商量着定，零售价让小鱼贩们自己去争，他们争破头，价格也翻不了天。”

黄金荣盯着杜月笙，看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那只蜜蜂停在他手背上，他也没动。

突然，老头子大笑起来，笑声震得亭子顶上的灰簌簌往下掉。

“杜月笙啊杜月笙，”他抹了抹笑出来的眼泪，“难怪你能后来居上。好，就这么办。”

两只手在汉白玉棋桌上握在一起。一只手苍老粗糙，布满了老年斑；一只手白皙修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栀子花的香气更浓了，浓得让人窒息。

九、小贩的觉醒

阿贵和其他十几个摊贩，在曹家渡“悦来茶馆”的二楼包间里秘密聚会。窗户关着，帘子拉着，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杜先生和黄先生和解了。”阿贵说，“新市场开张，摊位费确实只要三元，但进货渠道还是他们两家控制。算下来，咱们赚得比从前还少。”

一个老摊贩气得拍桌子，茶杯都跳了起来：“这他娘的不是换汤不换药吗！”

“那我们怎么办？”

有人提议罢市，有人建议联名上书，有人想找杜家投诚。七嘴八舌，像一锅煮沸的粥。

阿贵等大家都说完了，才慢慢开口。他的声音不大，但包间里顿时安静了。

“我在拍卖会上认识了一个人，是社会局的科员。”阿贵说，“他私下告诉我，政府其实想真正管好市场，但怕得罪杜、黄两家。如果我们摊贩能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力量，政府就有了借力打力的棋子。”

“怎么团结？咱们一盘散沙！”

“成立摊贩自己的协会。”阿贵说，“所有登记在册的摊贩都是会员。协会统一去谈进货价，统一安排运输，甚至可以自己集资，建个小冷库。”

这个主意太大胆，很多人吓得直摇头。但当阿贵拿出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算账——如果三千摊贩每人每月交一角钱会费，一个月就有三百元，足够租间办公室、请个文书、甚至聘个律师——大家的眼睛渐渐亮了。

1935年10月，“上海特别市鱼贩同业公会”在闸北一间租来的石库门房子里挂牌成立。阿贵被推选为常务理事。成立当天，徐庭瑶派秘书送来一块匾额，上面是颜体写的“惠及民生”四个大字；杜月笙和黄金荣也派人送了礼金，各一百元。

两位大佬最初没把这个“公会”放在眼里。直到11月，公会第一次集体行动——拒绝从杜、黄控制的批发商那里进一批高价带鱼，转而凑钱派人直接到舟山采购。

虽然只采购了总量的一成，但释放的信号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小鱼贩们，不再甘心做任人宰割的棋子。

杜月笙把万墨林叫到书房：“那个阿贵，查清楚底细了吗？”

“查清楚了。曹家渡的普通鱼贩，读过三年私塾，有个表哥在《申报》排字房做工。”

“给他送五百块。”杜月笙说，“就说我杜某人欣赏他是个人才，交个朋友。”

阿贵收到用红纸包着的五百块大洋时，手都在抖。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但第二天，他就把钱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公会，作为公共基金。附了一张字条，字写得歪歪扭扭：

“杜先生美意，公会全体同仁心领。钱存作公费，每一笔开销都会张榜公示。”

杜月笙看到回话时，正在喝参汤。他盯着那张字条看了很久，参汤凉了都没察觉。最后，他苦笑着摇头：

“这上海滩，真是要变天了。”

十、1936年春天的鱼市

1936年3月，上海鱼市场已经运行了半年。

徐庭瑶向南京提交的报告中写道：“市场秩序井然，物价平稳，日均交易量达十二万斤，较整顿前增长五成。摊贩组织化程度提高，恶性竞争减少。”

报告没写的是：杜月笙和黄金荣依然控制着六成以上的批发业务，但利润空间被压缩了三成；摊贩公会发展到五千会员，成了谁也不能忽视的力量；阿贵在公会步入正轨后，辞去了理事职务，回去继续卖鱼，但公会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他的照片，下面写着“开创者阿贵”。

4月的一个早晨，春雨绵绵。阿贵在曹家渡菜场的油布棚下摆摊，雨滴打在油布上，噼啪作响。

一个穿灰布长衫、撑着油纸伞的中年人走过来，在鱼摊前蹲下，仔细挑着黄鱼。

“老板，这鱼新鲜吗？”

“今早刚从杨树浦拍卖来的，您看这鱼眼，透亮得像玻璃珠。”阿贵熟练地称重、刮鳞、用荷叶包好。

中年人付了钱，却没急着走。他收伞，甩了甩伞上的雨水，忽然问：

“你就是阿贵？”

阿贵抬头。雨天的光线昏暗，他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突然手一抖，秤砣“哐当”掉在木案上。

“徐、徐司长……”

徐庭瑶笑了，摆摆手：“别声张。我就是随便走走，看看市场真实情况。”他顿了顿，看着阿贵那双因为常年搬鱼而关节粗大的手，“你们那个公会，搞得不错。”

“全靠政府支持。”阿贵赶紧说。

“政府支持是一方面，”徐庭瑶望着菜场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买菜的阿姨、讨价还价的厨娘、跑来跑去的孩子，“关键是老百姓自己要争气。中国要现代化，不是建几座洋楼、修几条马路就行的。得让每个普通人，都有尊严地做生意，有勇气为自己争权益。”

他撑开油纸伞，走进绵绵春雨里：“一条鱼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阿贵站在鱼摊前，看着那个撑着油纸伞的背影消失在雨帘中。雨水顺着油布棚的边缘滴下来，在地上溅起一朵朵小小的水花。

那天收摊后，阿贵去公会的办公室——现在已经从石库门亭子间搬到了沿街的两间铺面。他把徐庭瑶的话告诉了大家。

管账的老先生研墨铺纸，提笔在宣纸上写了八个大字：

“秤平斗满，童叟无欺。”

这八个字被装裱起来，挂在公会正堂。它说的不仅是做生意要公道，更是一种生存的哲学——在强权与资本的夹缝里，小人物要活下去，靠的不是蛮干，也不是屈服，而是守住自己的底线，找到自己的活法。

就像黄浦江里的鱼，潮来了随潮走，潮退了找石缝。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活下去。

今天，十六铺码头早已不再是水产集散地，那里建起了观光平台，游客们举着手机拍对岸的陆家嘴。杨树浦那座老鱼市场，很多年前就改成了创意园区，留着斑驳的“上海鱼市场”五个大字，像一道褪色的疤痕。

但每天凌晨三四点，在上海江阳路、铜川路那些大型水产批发市场，景象和八十年前并无二致：卡车轰鸣，冰块哗啦，鱼贩们大声吆喝，电子秤的数字飞快跳动。穿着胶皮围裙的工人把一箱箱海鲜搬上搬下，空气里弥漫着熟悉的腥咸。

历史是个循环，只是换了道具。1935年那场鱼市大战，表面争的是黄鱼带鱼，实质争的是定价权、渠道权、生存权。杜月笙和黄金荣的博弈，国民政府与地方势力的角力，小贩们的挣扎与觉醒——这是一幅民国商业社会的微缩图景，也是一面镜子。

它照出了一个道理：再大的势力，也垄断不了所有人的饭碗；再小的个体，联合起来也能发出声音。市场的活力，从来不是来自某个强者的恩赐，而是无数普通人为了活下去、为了活得好一点，不断博弈、妥协、创新的结果。

就像黄浦江的水，日夜奔流，从不停歇。那些载着鱼虾的船只来了又走，码头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有些东西没变——

只要这世上还有人要吃饭，关于一条鱼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结束。

因为那不是鱼的故事。

那是人的故事。

本文参考资料：

1. 《上海渔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

2. 上海市档案馆藏《社会局鱼市场整顿卷宗（1935-1936）》

3. 《申报》1935年7-12月经济版、本埠新闻版合订本

4. 《杜月笙全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5. 《黄金荣与上海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6. 亲历者口述：《十六铺鱼市旧事》，载《上海文史资料》第91辑

7. 舟山市政协文史委编《舟山渔业与上海市场关系史料》（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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