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金十年”的繁华，为何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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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上海街头，一麻袋法币换不来一袋米，曾经风光无限的“棉纱大王”荣宗敬创办的申新纱厂，早就已经在战乱与掠夺中支离破碎。这场惨状，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注定了。民国“黄金十年”从不是被日军炮火意外击碎的美梦，而是被四大顽疾蛀空的空壳，繁荣的表象下，是早就已经溃烂的根基。

1937年，日军炮火撕碎了上海外滩的霓虹，南京工厂的烟囱沦为焦土。被捧为民国“黄金十年”的现代化图景，一夜之间化为泡影。但这场崩塌从不是意外，战前十年的繁荣底下，国民政府的肌体早就已经被四大顽疾蛀空，战火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畸形的金融体系、断裂的城乡社会、跛足的工业结构，以及最致命的制度腐败与官僚掠夺。然而，当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如此深重的内在顽疾之下，那层“黄金”的镀膜，又是如何被锻造出来？它照亮了谁，又遮蔽了什么？

我们说它“注定崩塌”，绝不是要否定那时许多人的努力。恰恰相反，知道当时起点多低（货币乱七八糟，税都收不齐，全国没几条像样的路。）你才会觉得那些成就确实扎眼。十年里，公路多了八倍，发电量每年涨近10%，上海的夜生活有了霓虹灯，南京也盖起了新街市。这些数字和霓虹灯，构成了当时中外报纸上的“中国崛起”叙事。但如果把视线从外滩和南京新街口移开，看向广袤的农村，看到的则是另一个世界。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现代化的春风压根没吹到脸上。这种城市与乡村宛如两个世界的断裂，是那个时代的底色。而在经济层面，最先露出破绽的，是那个看似活跃却畸形的金融体系。

就在这片脆弱的繁荣底下，实干家们正在经历“实业救国”的苦行。“棉纱大王”荣宗敬就是典型，他白天巡厂、晚上常常睡在车间，硬是把申新纱厂从1家开到了9家，纱锭从1.2万枚做到了57万枚。但厂子越大，他心越慌，甚至在1934年写信给蒋介石和孔祥熙，直言“申新营业，困于金融”“异常焦急”。扩厂、买棉、发工钱，处处要钱。可当时的银行，要么看洋人脸色，要么是官家的钱袋子，压根就不愿意给民族工厂做长期贷款。荣宗敬拼的是体力，却闯不过金融这堵无形的高墙。他的挣扎，戳破了金融繁荣的泡沫。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当时的银行系统，并没有担当起为民族工业“造血”的职能。资本在投机市场里空转套利，远比贷款给工厂来得安全又暴利。

金融的冷漠，掐住了工业的咽喉。但比这更致命的，是整个经济身体的“半身不遂”——城市与乡村的彻底断裂。1933年的数据显示，农村人年均收入不到城里人的五分之一。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农民根本买不起工厂生产的棉布、火柴；工厂收到的棉花、粮食，又被地主和官商层层压价，成本下不来。结果就是，工厂产品卖不动，利润薄得像纸。银行一看，更觉得借钱给实业太冒险。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金融在城市里空转，工业也成了漂在沿海的“孤岛”。国内市场如同一潭死水，工业想要活下去，就只能另寻出路。这条被逼出来的路，让中国工业走上了一条难以回头的畸形之路。

失去了广大农村的依托，中国的工业就像无根之木。它的畸形，首先体现在“骨头太软”：1936年，全国工业里，织布、面粉这些轻工业占了76%，而炼钢、造机器这样的重工业只有24%，很多还被外国人控制。这就是说，咱们连一颗好螺丝、一吨像样的钢都自己造不出，机器全靠买，工业的命根子攥在别人手里。“骨头软”已经够危险了，但当时中国工业的布局，更像是在进行一场疯狂的冒险。全国超过一半的工厂，密密麻麻扎在上海，绝大部分新式工业都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这就好比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长江入海口那个最显眼的篮子里。敌人只要对着这个篮子来一拳，整个国家的工业就可能瘫痪。

工业布局的脆弱是明摆着的危险，但真正要命的，是看不见的“内鬼”。外部布局失衡，尚可通过战略调整来补救；但来自机体内部的腐败与掠夺，则直接摧毁了经济成长最基本的规则与信心。在所有问题之上，笼罩着最致命的阴霾：制度腐败和官僚资本的野蛮抢劫。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控制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一手印票子，一手放贷款。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怎么把工业的蛋糕做大，只想着怎么把别人手里的抢过来。荣宗敬去找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贷款，宋子文不批钱，反而想用极低的价格吞掉申新的股份，甚至提出每月给荣宗敬2000块“生活费”，想把他从自己的企业里踢出去。荣宗敬在宋子文面前不敢反对，转头到银行求助时，难过得像要哭出来。这哪是商业竞争？这是穿着西装的明抢。这样的悲剧到处都是：1935年，上海短短9天就有166家工厂倒闭，全年有12家银行停业，大部分都是被官僚资本这样绞死的。当经济的骨髓从里面被一点点吸干的时候，日本人的枪炮声，已经在卢沟桥响起了。

内部的腐烂，最终在国家级政策上结出了毒果。1935年的法币改革，本意是统一货币，方便经济。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白银储备，更因为操盘手就是官僚资本自己，它迅速变成了开动印钞机、抢老百姓钱的工具。法币发行量彻底失控，到1937年6月就比改革初期增加数倍，上海物价指数大幅飙升，不到两年时间，普通人的积蓄就化为乌有，政府金融信用彻底破产。到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早就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所以，当1937年战争真的来临时，悲剧是加倍的。淞沪会战的炮火中，荣宗敬苦心经营的纱厂被炸毁，全国工业产值瞬间跌掉六成。那些集中在沿海的工厂，要么被炸毁，要么被迫西迁，多年积累的工业基础遭到毁灭性打击。

但比日军炸弹更狠的，是来自自己人的刀。抗战胜利后，官员们搞“接收敌产”，实际上是大肆抢占工厂、房产，民族工商业遭遇了比战前更赤裸的洗劫。荣家这样的实业家族，更是成了掠夺目标，先后有人被绑架、逮捕，被迫缴纳巨额赎金和贿赂。等到1948年，法币贬值到了极致，100元法币只能买0.002416两大米，一麻袋钱买不了一袋米。国民政府推出的金圆券，贬值速度比法币还快，物价按钟点计算上涨。从“黄金十年”废墟中燃起的那一丁点现代化火苗，先后被腐败、战乱和自己人的掠夺，彻底掐灭了。

回望“黄金十年”这段如履薄冰的现代化旅程，它崩塌的种子，早在金融畸形、城乡断裂、工业跛足之时便已经埋下了，而制度性腐败则是催生这一切的温床。任何无视社会根基、背离公正的繁华，终究难以抵御内外的风雨。

参考出处

1. 澎湃新闻《百元一粒米，十万一寸布:国民政府的货币是如何崩溃的》

2. 上海社会科学院《1930年代上海民族企业如何走出融资困境》

3. 光明日报《近代中国工业布局的演变》

4. 中工网《危机中的发展与发展中的危机-民国“黄金十年”的历史实相》

5. 中国金融新闻网《风云激荡的法币改革》

6. 人民网《茅盾的大年夜和鲁迅的弄堂》